|
拙文《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在2007年1月14日的《文汇报·学林》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不少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写信或打电话，表示鼓励和支持。也有朋友诚恳相告：段政府“通缉”鲁迅的事，是鲁迅自己在著作中说的，以后厚厚薄薄的《鲁迅年谱》、大大小小的《鲁迅传》、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的注释、为数不少的真真假假的回忆录，几乎都这么说，你一篇文章能改变人们在八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定见”吗？为了对历史负责、对鲁迅负责，你应该以充分的史料，再次阐述历史真相。有的朋友还为我拟了一些应该进一步论证的题目。我接受这些好友的建议，再写本文。 一、“第二个通缉令”有文本或文字记载吗 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后，继发出《临时执政令》，是否还发出过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第二个通缉令”？要探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当然得找一找有否“第二个通缉令”的文本或相关的文字记载。 《临时执政令》中说：“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因而予以通缉。有人说，《令》中五个人的名字之后，有一“等”，是“表示列举未尽”之意，即这个通缉令不仅仅是通缉五个人，而是要通缉一大批人，其中包括鲁迅。这样的奇说，我乍听之时，真有点惊诧莫名。这“等”字，作为助词，可“表示列举未尽”，也可作列举后的煞尾。后一种规范用法，应该是“等五人”，但不少人又常常把“五人”省去。怎样识别这“等”字是“表示列举未尽”还是“用作煞尾”呢？这可从语言环境来判断。“通缉令”就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环境。在通缉令中，不但要写明通缉对象的姓名，还常常要写明其年龄、容貌、身材、语言等特征，最糊涂的政府，也不会在通缉令中用“等”字来表示要逮捕一大批人，这叫各地军警怎么去“严重查究”呢？ 当时人们没有例外地把《临时执政令》看作是“通缉五人令”，就是把“等”字作为煞尾词来看待的。如鲁迅在《大衍发微》中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请看，鲁迅明明白白说是“通缉五个”，毫不含糊。周作人在《洋铁水壶与通缉令》中说：“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是在嫁祸……”你看，“通缉那五个人”，写得明明白白。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请看，“五个”，说得多么明确。当年报刊文章中把《临时执政令》说成《通缉五人令》有之，但从来没有人说“等”字中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人。 可见，要想把《临时执政令》中一个“等”字，来作为段政府“通缉”鲁迅的文字依据，实在是缺乏依据。 有的鲁迅年谱和有的鲁迅著作注释，一再声称当年《京报》发表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中所披露的“五十人名单”，就是段政府“通缉令”或“密令”中的名单，或者说是这名单“证实”了段政府有过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通缉令”或“密令”的“消息”。我在上次的拙文中特地引录了《内幕种种》全文，指出那些说法是不符合该文原意的。该文明明说：章士钊先生有一份百余人的“反对者”的名单，段政府讨论通缉令时，章从中“挑出五十人，提供讨论”。会上，“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可见“五十人名单”是段政府的讨论通缉令过程中没有被采用的几种名单之一。这份名单既不能“证实”段政府有过捉拿鲁迅在内的“通缉令”，更不能把这份名单说成就是“通缉令”或“密令”的文本。 通缉五人的《临时执政令》是刊载在《政府公报》上的。我查阅了当年的《政府公报》，却连影子也没有捉拿包括鲁迅在内的“通缉令”。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我曾去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档案，不见捉拿包括鲁迅在内的“通缉令”。该馆已将所有主要档案编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出版。我怕在该馆查阅时匆忙不仔细，就购买了这套价格不菲、颇占书橱面积的《汇编》。经细细查阅，可以有把握地说：民国史档案中，没有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通缉令”，连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 再看当年北京的政治形势，段政府有否可能发布“第二个通缉令”？“三一八”惨案后，由于受到学生、教师、工人、市民的全社会的声讨，加上军阀间的狗咬狗的斗争，段祺瑞政府已岌岌可危。为图平息公愤，苟延残息，1926年3月20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带领五位总长（在《临时执政令》上签名的就是这五人），提出“引咎自责”的《总辞职呈文》，在报上发表。（后段祺瑞表示挽留。。）3月22日，内务部发表《致京师警察总监公函》，要求“迅即派员查明死伤人口，从优拟其抚恤办法”。同日，内务部又发出《致京师警察厅公函》，宣称“同人等亲往协和、中央、同仁医院，抚问伤人”；并指示警察厅：“克日派员驰往各医院查明，凡有设备未全，招待不周之处，即日量予迁移，俾得早日痊愈，实为盼祷。”3月27日，内务部又发出“训令”，令京兆尹公署：“迅即派员查明死伤人口，从优拟其抚恤办法。”内务部这两个公函一个训令，都载入《政府公报》，并在报刊上广为宣传。但这些动作，怎么可能平息北京和各地的抗议活动。3月29日在北京大学一院大操场举行“国民追悼大会”，到会十余万人，会后游行。4月6日，段政府宣布拨款十万元，作为惨案优恤费，为“惨案死难烈士公葬筹备会”所拒绝。4月9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避难。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至此已事实上寿终正寝。从上述的日程表可见，段政府在3月19日至4月9日的二十天里，哪一天能发布“第二个通缉令”或“密令”？段政府不怕火上加油激起民众更猛烈的声讨吗？当时段祺瑞除了几个卫兵外，已没有什么武装力量可供他指挥。《临时执政令》通缉的五个人，都在北京活动，他已没有力量去逮捕，还要再搞“第二个通缉令”或“密令”做什么呢？ 以上是从段祺瑞政府那一边进行考察和分析，是不可能会有“第二个通缉令”或“密令”的。 二、同时代人怎样看“第二个通缉令” 我们再从民间即鲁迅同时代从这一边进行考察和分析，看看段政府是否会有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第二个通缉令”或“密令”。 先查当时的报纸。“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京报》、《世界日报》、《国民新报》、《顺天时报》都纷纷发表消息，有些新闻特写写得很具体；接着各报都注意发表政府动态，如政府发出《临时执政令》、《国务院通电》、各种《公告》《命令》等等的消息；注意发表军政要人的言行动态，如贾德耀关于惨案的谈话，卫队旅旅长宋玉珍的报告，等等；注意发表学生团体、社会团体、党团组织的抗议、集会、声明、通电等等的为数众多的消息。这许多新闻中，涉及通缉五人的《临时执政令》的很多，但没有一条消息涉及“第二通缉令”的。如果真有“第二个通缉令”，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和后来发表的当事人的揭露内幕的文字。如徐谦《三一八惨杀案一部之真相》叙述了“三一八惨案”发生至通缉令发布后的情况。该文发表于3月24日《民国日报》，约写于3月23日，要是真有“第二个通缉令”，他再次被“通缉”，文中怎么会不提及。陈翰笙《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也写了惨案经过。该文写于3月24日，发表于3月27日《现代评论》，也只字不提“第二次通缉令”。3月26日上海《时报》发表长篇新闻通讯《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对于段政府何以要发布《临时政府令》及其讨论经过、贾德耀内阁何以“引咎总辞职”，都写得十分详细，却只字不提“第二个通缉令”。4月9日《京报》发表的《内幕种种》，说明了“五十人名单”的事实真相，如果真有“第二个通缉令”，它为什么要避而不谈呢？以后还有一些内幕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第二个通缉令”。 当时，瞿秋白、刘仁静、郑超麟等共产党人都撰文猛烈抨击段政府枪杀学生和“通缉五人令”，但他们一句也没有写到“第二个通缉令”。这说明了什么还不清楚吗？ 再者鲁迅周围的人对“第二通缉令”是怎样的反应。周作人写了十几篇文章抨击段政府的暴行和“通缉五人令”，但一个字也没有写及据说包括捉拿他在内的“第二个通缉令”。林语堂在惨案后也写了不少文章，尤其是《发微与告密》一文，认为鲁迅的《大衍发微》，“意义正是重大深长得很”，它像“神异之照妖镜”，“各种的丑态都能照出来”，但只字不提有过“第二个通缉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沈兼士、许寿裳等人都是“五十人名单”中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自称被段政府通缉过。他们大都明白“五十人名单”是怎么回事。 许寿裳与鲁迅情逾兄弟。他定稿的《鲁迅先生年谱》写到惨案时的全部文字是：“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如果真有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通缉令”，年谱怎么会不记呢？这样的“大事”年谱怎么会疏漏？许寿裳后来写的回忆文中，在必须说到“五十人名单”时，都一概称为“传说”、“传言”，决无一句“段政府通缉鲁迅”的言词。 鲁迅的《大衍发微》发表和编入《而已集》出版后，到了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以后，“鲁迅遭段政府通缉”的说法几乎成了“常识”。此后的不少回忆录、年谱、传记、注释、研究著作，就是按“常识”写的。这点希望研究者们注意。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略知内情的李霁野在1956年写的《忆鲁迅·三一八惨案前后》（后编入《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中说：三一八惨案后，“通缉李大钊等人的命令公布之后，又传出要逮捕五十多人的黑名单。这名单上自然也有鲁迅先生的名字”。和许寿裳一样，李霁野把“通缉五人令”称为“公布”，而“要逮捕五十多人的黑名单”称为“传出”，措词是很有分寸的。 从民间考察，即从鲁迅同时代人的记载、回忆考察，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并不存在段政府捉拿鲁迅在内的“通缉令”或“密令”。 三、离家避难能否证实有“第二通缉令” 如果段政府没有发布过“第二个通缉令”，那鲁迅为什么要离家避难呢？鲁迅离家避难，不但鲁迅日记有记载，而且和他一起避难的许寿裳也有文字回忆。鲁迅离家避难，是否能够作为“第二个通缉令”的“铁证”？这确实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鲁迅是怎样避难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读懂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一段话： 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鲁迅有一篇《大衍发微》（《而已集》附录），把名单全部的籍贯职务调查得相当清楚，尤其把要捉的原因探究分析得很详细。齐寿山很为我们担忧，热心奔走，预先接洽了临时避居的地方，对我们说：“一有消息，就来报告，务必暂时离家。”果然，有一天下午，寿山来电话，说：“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请立刻和鲁迅避入D医院，一切向看护长接洽就得。”我就立刻去通知鲁迅，于是同时逃入了。 许寿裳的这段文字，说了两件事：一，有“五十人名单”的“传说”，鲁迅因此而写了篇《大衍发微》；二，张作霖进京，鲁迅许寿裳离家避难。这两件事怎么会联系在一起的呢？原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张作霖曾扬言：这一定是“赤匪”搞的，一定要严惩那些“赤化”了的“暴徒首领”。鲁迅由于支持女师大学潮又与章士钊打官司，已很“出名”；许寿裳是女师大老校长，章士钊把他撤下换上杨荫榆，女师大学潮与他关系密切，因而也有点“出名”。这次两人又都在“五十人名单”中榜上有名。这会不会引起张作霖的注意，被作为“暴徒首令”抓呢？此所以引起齐寿山的“担忧”，鲁、许也因此而离家避难。这过程却也清楚地说明了：鲁迅避难，不是由于段政府“通缉”，而是由于张作霖进京；而张作霖的会不会来抓，又是出于朋友间的担忧。 许寿裳在别的文章中，也说到鲁迅避难是由于张作霖进京。如《鲁迅的生活》中说：“八一三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在D医院。”在《鲁迅的避难生活》中说得更干脆：“一九二六年，因三一八惨案后，张作霖入京而避难。” 鲁迅周围的人，如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沈兼士等，虽然都是“五十人名单”中的人，但都没有避难。这是因为：一，他们知道所谓“五十人通缉名单”是怎么一回事；二，张作霖进京后，满城贴出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并不是根据无中生有的段政府“通缉令”捕人。他们自称和“苏色分子”还对不上号，因而仍照常工作、生活。张作霖果然没有逮捕他们。这也多少证明了段政府并没有制订过什么“第二通缉令”。 从以上情况看，要以鲁迅的避难来反证段政府有过捉拿鲁迅在内的“第二个通缉令”，恐怕是“缘木求鱼”吧。 四、鲁迅怎么会误信有“第二个通缉令” 那么，鲁迅怎么会误信段祺瑞政府有“第二个通缉令”的呢？而且他自己也在通缉名单之内？ 鲁迅在《大衍发微》的开头就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他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鲁迅在《大衍发微》末尾又附记说：“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从鲁迅这两段话来看，他是相信段祺瑞政府确有“第二个通缉令”的，而“五十人名单”就是再次通缉的名单。 我们已经知道，“五十人名单”其实是段政府讨论《临时执政令》过程中没有采用的几种名单之一。那鲁迅怎么会把它视作“第二个通缉令”的呢？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三一八”惨案发生，段政府发出《临时执政令》后，便有一种“传言”，说段政府还要通缉五十多人。这传言在3月26日的《京报》上成了一则消息，称：“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周树人名下特地注明“即鲁迅”，可见鲁迅的令人注目。“传言”和“消息”都为鲁迅所注意。就在26日的当天，鲁迅写了篇《可惨与可笑》，说：“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原是“传言”，所以鲁迅称它为“谣言”；看了《京报》上的消息，鲁迅相信了“还要通缉五十多人”的“这种计画”，“是确实会有的”。4月9日，《京报》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其中特别写了段政府在讨论通缉令过程中的几种名单，这实际上是对同报3月26日的消息的一个更正：五十人名单是段政府讨论通缉令过程中没有采用的名单之一，并非段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但鲁迅看到《内幕种种》时，注意力却集中在名单上，而没有注意到关于通缉令讨论过程的那段文字。4月9日当天，他立刻给章廷谦写信，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这是他再次表示相信“还要通缉五十人”的说法。4月16日《京报副刊》上，鲁迅发表《大衍发微》，再次公开肯定了“五十人名单”是段政府的“第二批通缉的名单”，他本人也在内。从此，“段祺瑞政府通缉鲁迅”的说法，就传播了开来。 《大衍发微》发表后，鲁迅没有能再看一下《内幕种种》。以后他离京到厦门、广州，后定居上海。再也没有机会读到《内幕种种》。直到逝世，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缉的名单”中的一个。正因为此，他在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说：“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即指“段政府通缉”的事。1930年5月他在《鲁迅自传》中说：“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1931年3月6日致李秉中信里再次说：“五年前有人将我名开献段公，煽其捕治。”此“段公”即指段祺瑞。1934年的《自传》中又说：“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自述段政府“通缉”他，可能还不止这里所举的几处。 或许有人会说：鲁迅自己这么多次说段政府要逮捕他，怎么会不是事实呢？这是因为，他的一系列说法，同出一源，即都是由于他没有真正弄明白“五十人名单”的性质造成的。他前前后后说了几遍，其实信息含量一样，是“同义重复”。因此是无法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段政府没有发布过包括捉拿鲁迅在内的五十人的“通缉令”。 鲁迅是人不是神，著作中偶有失误，可以理解，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为之掩饰。鲁迅生前很希望有人帮他订正著作中的失误。如他在《阿Q正传》中把柯南·道尔的《博徒列传》，误以为是狄更斯的作品，特地写信给韦素园，请他转告英译者改正或作注说明。又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隋炀帝遇弑时的“焚草之变”，鲁迅因手头无相关的书，特驰函曹聚仁请能查书、校勘、改错。可见鲁迅何等重视改正失误。可是，有的年谱，有的注释，有的文章，在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这件事上，扭曲史料，以讹传讹。鲁迅地下有知，是不会同意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