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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师蛰存先生谢世，已好几年了。一九四六年，他首次来上我们的国文课时，已是文名显赫。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个戴黑边眼镜的中年学者，而嗓子十分低沉，那时俗称“雌鸡喉咙”。他讲课的特点是重训诂而轻阐述，可以为一词一句甚至一个字的出典与释义花不少工夫。举个简单的例子，如讲王昌龄七绝《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寥寥四句，就明月与古城何以分别冠以秦时与汉时讲了很多，再是龙城在何处飞将是何人，以及人、地关系等，最后是阴山在何处及其重要的地域历史意义，引经据典，毫不马虎。这使学生们觉得沉闷乏味，而最想听他抒发的怀古爱国的议论，他却从略了。只因我对古典文学兴趣特浓，不怕沉闷，坚持听和记，积累时日，终于得益匪浅。由此可以了解，施师是老老实实稽古钩沉的严谨学者，而不是轻视基本功只善于煽情的教师。 新中国成立前夕，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施师家庭负担重，当然更苦。老师们往往趁讲课的机会，插进大量牢骚，如课文内容正合教师境遇，那就更会借题大加发挥。一次，施师讲韩愈名文《进学解》。读过此文的人皆知其内容，韩愈教诲诸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县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岂知有学生当场驳先生：“先生欺予哉！”像先生那样钻研学问之勤，排斥异端之劳，治史之谨严，为文之闳肆，做人之方正，怎会弄到动辄得咎，官位遭黜，“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呢？如是别的教师，教到此处，定会触境生悲，愤世嫉俗。施师却不然，仍像平素一样埋首于一词一句之训诂而不加阐述。此文词句艰深之处特多，施师为训诂所花工夫恰恰比其他课文更多，更无时间联系现实。我年老后阅历丰富了，重读此文，感慨良深。曾问耄耋之年的施师：“你那时教此文何以能心定神闲，毫无牢骚？”他说：“你们当时阅历单纯，向你们发牢骚你们决无体会；如今你们阅历多了，温故而知新，岂非感慨自来了吗？”原来，他相信人的生活，须各人自去体验，他不愿意强加或灌输。 施师布置作文，往往命题宽泛，有时无命题，要我们自己命题作文。“写自己想写的，写自己熟悉的。”他从不讲什么作文诀窍、行文程式、句法语法等，他只要我们多读范文，课余可选读“闲书”。他说好的古文是百读不厌的，白话文也如此，他品评“五四”后白话文佳作说：鲁迅作品优于胡适，胡适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有自知之明。我因而一度读鲁迅作品甚勤，一九四六年以后，我投给他所主编的报纸副刊的作品，常流露鲁迅笔法，这却引起了他的批评。他说：“你模拟这种笔法做什么？学僵了，笔头就难以舒展了。”当时我未敢多问为什么，私下以为这大约由于他与鲁迅有宿怨。我只回了一句：“唐弢写得好的杂文，都是由于讥刺得深刻，也不一定就是鲁迅笔法。”在我的写作渐趋成熟后，我才醒悟，以前对他，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无论什么时候，一味硬搬哪家笔法，那是只能弄巧成拙的。 因为他重训诂，在他晚年，我与他谈“诗无达诂”时，他说：当然诗的训诂应容许众说纷纭。与他谈新诗，他说：“新诗源自西洋，与我国传统无关，谁如对此有兴趣，应多读外文原诗。读译诗，原汁原味没有了，不如不读。”他说：“中国诗译成外文也一样，李白诗译成了英文，有英国人盛赞李白诗美妙，英译李白诗能保持原汁原味吗？不懂汉文的英国人不是人云亦云，就是在赞扬译者罢了。”关于中国诗的传统，他说当然应从《诗经》谈起，我说现代人把《楚辞》抬得很高，他说，在古代经孔子删定的《诗经》是正宗，《楚辞》开始时是被儒家看不起的。 施师上课重训诂少议论，但到了课外，他一发议论则大都一针见血，这正是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厚积薄发的结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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