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似不羡银鱼，头白犹贪湖上居”，沈文倬热爱西湖，时常坐在湖畔沉思默想。

　　2008年初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笔者来到上海香花桥路的一处普通住所，探望92岁高龄的沈文倬先生。他安详地坐在藤椅上，神情静默。老先生已是惜语如金，大部分对答都由他女儿、同济大学物理系的沈葹教授代言。似乎，这位全身心沉浸在礼学世界中的老人，已无需再多说什么了。

　　他皓首穷经、毕生致力于一门“绝学”：自清代以降乏人问津的以《仪礼》为核心的礼学，甘愿做中华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守望者；他惜墨如金，论文和书稿都尽量练达精简，一部40万字的大作要浓缩到16万字才予发表；他从不申请经费，不参与评奖，甚至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身为经学专家的沈文倬，现任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精通礼学、经学，熟悉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史学、文献学、训诂学；虽满腹经纶，德高望重，却颇有遗世独立、淡泊宁静的古君子之风。

　　笔者父亲与沈老是邻居，仅一墙之隔，沈老的弟子吴土法博士与笔者又是20多年的朋友，平时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自以为对老先生略知一二，但想为他写点东西时，却又笔头生涩，才知道平时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老先生平生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根本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引用。老邻居的形象又变得朦胧起来，这也许应了那句“神龙现首不现尾”的古语了。我们只好向吴土法博士与沈葹教授一遍一遍地了解，老先生的形象才慢慢凸显出来。

　                               　求学：不避艰深情系“三礼”

　　沈文倬研究的是礼学。何谓“礼”？有人仅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堪称华夏文化的源头，无所不包。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礼”的历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礼”！有人想将中国的礼介绍到西方去，令所有译者苦恼的是，在西方的语言中竟找不到与“礼”对应的词义，有人将其译为etiqutte（礼节）；有人译为ceremony（礼仪）；有人译为ritesandreg-ulations（典礼，习俗、规则）。这些都只译出了“礼”的部分含义，而未能全面准确地抓住“礼”的真谛。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礼”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由于年代久远，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使礼学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模糊，再加历史上数次冲击，礼学像一个被打破的瓷器，其碎片散落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厚土中。礼学的经典著作因缺乏整体性，已成了一道玄机重重的关卡，既挡住了学者们探索的脚步，也让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终成断层。沈先生研究的，正是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但该书之难，连古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可以说，礼经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绝学”。当然，过去所有大学里都不可能设置礼经专业和相应课程。

　　问及在上世纪30年代西学已成主流的时代背景下，为何还要走这条艰深的礼学之路呢？老先生笑笑，半晌才道：“如果称为绝学的话，难道就让它真的绝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不能绝，也绝不了！”

　　沈文倬，字凤笙，1917年生，江苏吴江人，原本家中让他去钱庄学经商，但他对经商毫无兴趣，不及半年，就逃回家要求读书。沈文倬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曹元弼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十三经的经文、注文烂熟于胸，沈文倬仰慕其学问高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不久，日寇入侵，为避战火，也为了沈文倬便于求学，沈家迁居苏州宝林寺前，与曹翰林家毗邻，恰如汉末郑玄筑精舍于马融宅外一般。

　　沈文倬是勤奋的。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至少读经半卷。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一无例外，总是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

　　沈文倬又是从容的。那位学生还忆及：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写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马上发表。他的学术地位是由数量有限的论文确立的。“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写作跨度逾40年，而总数才14篇。”

　　高吸入低产出是沈文倬的特点。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积，而是以质取胜。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汉简异文释》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的实践早于文字记录而存在”的历史事实，由以阐明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对汉代建立经学博士的复杂史实条分缕析，正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误，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之偏，从而详判武、昭、宣三代各经博士官的兴废增缺，成为研究汉代经学必须参考的文献……

　　其实，沈先生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样，只是个一味埋首故纸堆的“老古董”；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很开明、很活跃，年轻时对新学也颇为了解。老先生当年还曾写过不少新诗和小说，尤其是古诗词的功底非常扎实。有诗词学者说，沈先生的功底绝不逊于那些整日吟哦不已的诗人。沈先生自言“予年轻时好诗古文辞，率意咏唱，但多未留存……专攻‘三礼’后，难得作诗填词”，现存有小部分诗作编成《槐圩集》，压在箱底，至今未予发表。凭着老先生的文学才情和古诗词功底，凭着他下了决心绝不回头的治学态度，一直走下去，成为一个诗词学家甚或小说家，也并非不可能。他喜欢诗词和文学，但他更钟情和执著于“三礼”。他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是面面涉猎，其结果定是面面不精。为了专攻“三礼”，他强抑兴趣，与心仪的诗古文辞分手。“为避诗名便废吟”的诗句道出了他的惋惜，也表露了他研究礼学的决心。

　　从此，沈先生一头扎进“三礼”，不求闻达，“治经、礼六十余载”，“为往圣继绝学”。

　                             治学：历尽困苦，玉汝于成

　　近代以来，“三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似乎成了聚讼纷纭的悬案：古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疑古学派则认为是汉人伪作。《仪礼》到底成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文本能否更清晰地考订出来？经学的源流，乃至整个宗周的礼乐文明，后人能否将其原貌重现并适当描绘？这些都是沈文倬倾力研究的课题。但要弄清这些问题又谈何容易，没有文献学、甲骨金文学、考据学、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知识的积累，想在晦涩深奥的《仪礼》中游刃有余，想超越清代前贤的成就，那是一种奢望。

　　沈文倬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通盘考察，不可割裂。数十年来，他自甘寂寞，敝履名利，潜心治学，像蜘蛛结网般，以“三礼”为中心，以上述学科为径，向四周伸展，层层外扩，经线越伸越长，网越织越大，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然而，沈文倬始终牢记曹师告诫，没有一开始就“直取”《仪礼》的某些难题，而是从校点、整理古籍，博览群经做起。1946年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礼乐文章，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顾先生慧眼识人，不因其没有大学毕业的正规学历而犹豫，毅然破格聘其为副编审。沈文倬一进入国立编译馆，就校点整理经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解放后国立编译馆解散，沈文倬校点整理和撰作的经籍、书稿仅存留《孟子正义》，其他全部散佚。随后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图书馆的十二年间，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录版本之学，他将此视为做学问的凭藉。1963年2月，他奉调到杭州大学新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室，一心从事学术研究。

　　时代也给予了沈文倬难得的机遇。1959年，从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仪礼》九篇，1965年《武威汉简》摹影本正式出版。这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条件，也确定了沈文倬的《仪礼》研究轨迹，即通过汉简本与经文对比勘正，考订文本，解决礼学疑问。

　　沈文倬还特别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相参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相释证”，一直也是沈先生所秉持的方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也极为重视，据沈葹回忆，中学时沈先生就让她学习《自然辩证法》，“而父亲自己还认真学习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和不少中外哲学名著。他老人家看似埋首故纸堆里，却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他对武威汉简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判等，都是鲜明的实例”。

　　不料，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文革”爆发，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许多书籍被判为“毒草”，“牛鬼蛇神”被赶进“牛棚”，特别是古书统统在焚烧之列。沈文倬以前完成的文章以及搜集的卡片被付之一炬。

　　书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灵魂飞天，空留躯壳。有人舍弃躯壳与灵魂同飞，有人空留躯壳形同木偶。沈文倬呆在“牛棚”里悠然与灵魂神交。冲击最厉害的那几年，白天劳动或挨斗，深夜还花二三个小时考查武威汉简和礼经文本。1974年，沈文倬被安排赴安吉参加杭州大学最后一期“五七”干校“农林班”，白天成了鸭司令，晚上却漫步于礼学的殿堂。再后来，沈文倬被派往中文系资料室担任图书管理员，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上抓紧研究和撰作。因为当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跟他一样遭遇的学者纷纷放弃学问，他却不为所动。由于礼学被视作“封建糟粕”，因此只好私下研究，幸好同寝室的老师颇为通情达理，使得沈先生能够放心挑灯夜战。他人缘颇好，大家有问题都爱向这位“图书管理员”请教，发现他原是一本“活字典”，并乐于陈述其精到的见解。此时，生活虽然清苦，扣发后所剩的40元工资要养四口之家，但研究总归是做下去了。

　　忆及那些被焚毁的文章，他惋惜，却不耿耿于怀，“文革”中依然专心撰作。“文革”十年，恰恰是沈先生成果较丰硕的阶段。他曾这样写道：“既而丁阳九之阸，被高密之锢，作苦余晷，昏灯暝写，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于曩所篹者。”在这十年中，他完成了《〈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菿闇述礼》等论文；确定了《仪礼》成书的上限与下限年代，解开了这一历史上纷争不止的“公案”；考订了《仪礼》中的上千处异文，为之正本清源；对经学的源流也有了相当明确的描述。当时，顾颉刚先生看到这些长篇文章后，欣喜万分，赞沈文倬“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却又不禁叹息，这些宝贵的成果，不知道要何时才能面世。

　　随着1976年拨乱反正，沈文倬的命运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回到了科研岗位，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先秦礼制与《仪礼》”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的论文也陆续在《文史》等刊物上连载发表，在学术界掀起阵阵巨浪。1997年，他被聘为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后转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

　　因为沈文倬的勤奋与博学，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譬如那部750万字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全国40多家主要图书馆所藏历代丛书2797种、古籍38891种，有学者评论“这在文献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倡导所谓的“广校勘学”，提出综合运用考据学、考古学、古器物学、训诂学、文字音韵学、辨伪学等学科知识，“勘同辨异”、判别伪真，订正古籍内容，从而弥补了近代仅以校勘文字谬误为目的的不足，可予彻底纠正古籍文本中的谬误。他考释甲骨文、金文，不是就字释义，而是结合汉字构造的内在规律，有自己独到的见识，那些古文字学方面的文章也曾得到郭沫若的好评。

　　尽管广博，沈文倬却是专注的。不管在礼学以外的哪个领域取得多大的成绩，都不为此改其初衷，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攻目标，只是副产品，也可以说是为主攻目标供以辅弼和工具。他平生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治礼，似乎唯有治礼才是他的正事。

　　作为一代礼学大师，他确实达成了非凡的造诣。

　　首先，他破译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考定了礼经的成书年代。通过对经书史书、出土器物、鼎彝铭文三者相结合的研究，确定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的记录而存在；礼，本指典礼，礼经即《仪礼》，《周礼》则是职官专书；古代的典礼，除了留存的经书所记，不少已经亡佚。其次，他对礼经文本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和考释。考订了《仪礼》的文本；论定了《仪礼》汉简本的属性；考定了汉简《服传》与《仪礼》其他各篇之间的关系。又其次，对礼学和经学的源流予以确切而清晰的考证和梳理。再次，讨论了《仪礼》与《周礼》之凿枘、违异等难题；解析了典礼、曲礼与礼制的关系；探讨了两周礼制；阐发了“礼”的本质意义。最后，综合大量的史料，并结合以实物取证等方式，基本上复原了宗周礼乐文明的面貌（包括礼经文本中未予记载的佚礼）。

　　由于沈文倬在礼学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务院将其定为终身教授，学术界也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王元化称其“所做的是一种存亡继绝的工作”；杨向奎誉其论文为“鸿文巨制，成绩空前”；钱玄称其考辨“有根有据，确可信从”；顾廷龙认为其采用新材料和新观点，以致“有超越前贤之处”；而顾颉刚则干脆将其封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

　                                 　处世：勤勉低调不为名利

　　像沈文倬这样的权威学者，“沈门”应是桃李满天下。可沈先生的学生博士加硕士，也就六七个而已。其实每年写信上门，要求投考沈先生的学子络绎不绝，但基本上都被他回绝了。入门的弟子，他首先要吩咐两句话：第一句是“研究礼学，必须贡献毕生的精力”；第二句是“礼和利是连不起来的，不要从利的角度考虑”。能认同这两句话的，他才肯收为弟子。

　　做礼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非常人所能及，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弟子中难免有原来根底不够全面和扎实的。沈先生授业极为认真，每个星期都要把学生叫到他不大的宿舍里，给学生讲好几次课，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学生们也非常用功，有的几乎天天来沈先生家中请教。时间久了，怕影响多病的师母的日常起居，学生们就白天不来晚上来，算是给先生一些“自由时间”。

　　尽管呕心沥血，但是有些学生还是放弃了礼学研究，转行到了别的领域。沈先生对此从不干涉，毕竟这门学问太深太难，也太寂寞了。他是通达的，也是宽容的。他不仅教“三礼”，还教群经和经学史，教古器物学、青铜器铭文，甚至教校勘学和《说文解字》，以增强学生的古文功底，使其掌握读古书的方法。他要求学生潜心学问，力戒浮躁。但他并没有像曹翰林那样劝诫学生晚发文章，而是鼓励他们多出成果，认真撰作，努力做出真学问。他的几个入室弟子，如陈戍国、陈剩勇、吴土法等都甚勤奋进取，现已各自闯出了不小的天地。

　　可是，沈先生对于自己的文章，要求就严格得多了，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成文颇速，几千字的文章，三四个晚上就能完篇，但他不是马上寄出去发表，而是再作精雕细琢，如此反复地“雕”、反复地“琢”，有时二三年，有时十几年、几十年，有些文章压在抽屉里至今不肯面世。国内一家老牌出版社获悉老先生抽屉里有好文章，希望将其结集出版，总编亲自登门求稿，被老先生婉言辞谢；台湾有出版商欲以美元高价买走他的文稿，也被他断然拒绝。或有人问“这不怕过时吗，不怕损失吗”？是否损失他没有考虑过，过时，他倒不怕。他认为，治礼以至作文要有分量、有精深的蕴涵，犹如酿酒，酿的时间越长，酒就会越醇、越香。

　　《〈礼〉汉简异文释》本是40万字的大作，完全可以作为一部专著出版，可是沈先生觉得篇幅过长，又改用文言文重写一遍，浓缩成16万字，这才拿出去发表。老先生对自己的文章为何如此苛刻？沈葹说：“可能是精益求精吧，父亲改稿、定稿的时间比撰稿的时间长得多，要反复打磨、锤炼，力求精湛和完美。”她从书橱里翻出厚厚一叠发黄的手稿，都是沈先生历年研究所得的文章，例如《从甲骨文金文的一些象形字说古人的“坐”》，他还工工整整地将甲骨文的文字“画”在稿纸上，做出分析和评注。沈葹又说，她已将有些文章整理誊清，只待父亲点头，就可发表。2006年编辑《菿闇文存》，也是几名“沈门”的弟子和沈葹瞒着他，才将几篇好文章硬塞了进去。几年前，沈先生还完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仪礼〉注译》，手头还有不少存稿；但老先生似乎没有要出版的意思，他觉得这些稿子并不特别重要；倒是对“文革”后遗失若干重要文章深感痛惜，甚至有些懊恼。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沈先生“书斋”里曾经悬挂的条幅。将之称为“书斋”，是为了用词稍“雅”一点。“书斋”坐于何处？杭大校内集体宿舍里，临马路，一楼，单间，16平方米，正对门是公共厕所。在这十分简陋的“书斋”里，沈先生却成就了学术上的伟业。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套房，生活、工作条件有所好转。之前因孤身来杭，不便自开火灶，三十年来沈先生一直吃食堂，偶然炖一只蹄膀，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平时除了学术研究，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欣赏昆曲和听苏州评弹。兴起，会哼上几句昆曲《牡丹亭》、《单刀会》；忙里偷闲，也会挤时间到吴山脚下听一场评弹，到奎元馆吃一碗“片儿串”。

　　沈文倬对名利极为淡薄。早年他在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作为编辑组长，做了大量重要工作，贡献是突出的，但成果出来后，他也不往自己身上揽，能让则让。他总是说：“只是想真正做出一点学问，想出一些有自己观点的东西而已，别的都可不必介意。”他认为，急功近利的风气很有害，现在有些论文和专著未免太草率了。

　　2006年，浙大趁沈先生90华诞之际，召开“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海内外学者有80余位，沈先生看到如今有那么多学者在研究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由衷地高兴，但同时又指出：治经治礼不易，不能速成，要下苦工夫，对传统的东西也要有分析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不可浅尝辄止，要力求会通。

　　沈先生的学问全是在简陋书斋里完成，而他的各种荣誉，都是同行或者领导给予的。他从不参与评奖，甚至连学术会议都很少参加，除了在杭州出席过几次会议，外地的邀请他一概不去。他也从不端专家的架子，有一次难得答应去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论文答辩主席，他一下火车就自己挤公交车直奔该校，该校派汽车到火车站接他，却扑了个空。

　　沈先生是否太内向、太沉默了？沈葹笑着说，那倒不是，只要一谈到学问，他可能说了，特别是谈经学、礼学，更是滔滔不绝。现在可能是年事已高，几年前还谈兴颇浓呢。专业内外的许多问题问老人家，他都会直抒己见，从不转弯抹角。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在当今社会，沈文倬这样“不善自我包装”的学者居然还能生存下来？

　　这从沈先生身上兴许可找到答案。

　　先看学历与学识的关系。沈文倬没有在任何大学系统就读的正规学历，当然更不可能出国留学。但谁都不否认他的过人学识，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也是一位学者，他对沈文倬极为钦佩，我们曾几次听到他赞叹“沈先生的学识深不可测！深不可测”！看来，只要有真学问，无需宣扬和“包装”，学术界自有公论。

　　再看文章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沈文倬发表的大文章可谓屈指可数。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如今的学者常是一年磨十剑；沈文倬岂止十年磨一剑，他是毕其一生仅磨一剑，却一剑定乾坤——一部论文集就使他成为“当今治礼第一人”，这样的厚积薄发，为当今学界罕见。人们称沈先生的论文为“传世之作”，篇篇锦绣，掷地有声。还有人说，沈先生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影响，并不是如今层出不穷的多数专著——哪怕是令人眩目的煌煌多卷本所能具备的”。

　　最后，看科研经费多与少的关系。如今科教部门里，科研经费的多少可以折为分数，直接与发放奖金、评定职称挂钩。沈文倬一文不求，一文不取，一文不要，但他的各项科研成果却都称得上顶尖，称得上一流。沈先生认为，丰厚的经费并不是做好学问的重要条件，尤其不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沈文倬，当今难能可贵的一位真学者。他深有体会的是：“做学问而不着眼于功利，才会做得踏实，并可能做得更出色；同时也才会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了，又怎么会生存不下去呢？”正如浙大某领导所总结的：“沈老的治学精神和科研成果，不仅对研究古代礼乐文明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而且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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