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从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事实中，任何专家也不能排除婚外情的可能性，但要证实它也同样困难。在被证实和被证伪的两难困境中，就有了明星学者们发挥余力的空间，在正牌学者们不屑的地方，明星学者们却发现了它的独特价值。
通俗史学的这种八卦倾向，研究者的这种狗仔队倾向，作为一种娱乐固然有其可资快意之处。但在一些公共领域，我们仍需要一定的严肃精神。我们的学者文人需要一种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至少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应保持这样的姿态。讲话要对大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
《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不可否认，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容忍异端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人文精神做狗仔队式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