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文化是大学的历史使命
清华大学教授、原教育部副部长 周远清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崇高使命，是当代中国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努力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
大学要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要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要直接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人们通常所说大学的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所有这些大学职能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大学的重要功能就是传承、选择、创造文化。从这一意义出发，大学是实践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的场所。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了大学，大学同样承担着实践、传承、创造文化的重任，特别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才的培养发挥这种功能。
大学的文化自觉，在于大学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当代中国的大学应该摆脱和克服纯粹的功利性，在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更应该牢记其民族的使命、文化的重任，更应该自觉地认识、领悟和把握自身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
大学的文化自觉，也在于自觉地将文化建设融入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大学的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密切关联。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很多大学的学科更加综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逐渐融合起来。这不仅改善了人才培养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大学更好地把实践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学要为建设和谐文化作贡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在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又是在长期的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而发展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为贵”的哲学，“和而不同”的理念，曾深深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成长。
大学要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将和谐文化渗透到人才培养之中。要遵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和谐文化也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脱离，这不仅妨碍了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制约了大学在文化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因此，大学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促进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融合。
大学构建和谐文化，也要肩负起向世界宣传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高等教育的开放，加强了我国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的大学迅速跃上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开阔了眼界，拓宽了视野，博采众长，受益良多。高等教育的开放，为我们更加广泛地宣传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创造了条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域土中生根、发芽。如何更加广泛地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弘扬中华文化，就成为大学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往往与人文素质教育同时使用，应该说，文化素质教育开始提出时还引起一些争论和质疑，但这个时间很短，原因在于它以人文教育为基础，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授与熏陶为内核，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在许多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报告几乎场场爆满。
素质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而且已为不少人所接受。我们认为，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或者说是三要素，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素质”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它已被广泛使用，并为老百姓所理解、认同，而且被看作是比知识和能力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者说是内化为人的内在的稳定性格、品质。而这些内在的品质，更多地是文化的积淀、内化和转化的结果。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大学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涉及大学的根本目标、根本任务，涉及大学如何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大学在特定历史阶段，在育人中传承文化、弘扬文化的重要探索与实践。
目前有一种倾向，即以“知识教育”代替“文化素质教育”，这是不对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精髓在于“文化”，魅力在于“文化”，特点也在于“文化”。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融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于素质教育之中的，是以优秀的文化培育、塑造人才的教育。所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高等教育方面，就应重新认识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
黄帝文化是建设共有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
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赵馥洁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笔者以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
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奉的“人文初祖”。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黄帝教民“兴事创业”，“治五气”，改造自然环境；“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制衣冠、造舟楫、用牛车、做弓箭、创医药，创造器物文明；立“礼法文度”，“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创官制、明财产、定婚嫁、立丧制，创立制度文明；造书契、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创建精神文明。黄帝文化所蕴涵的崇尚文明创造的精神价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意识。
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黄帝不但是伟大文明的的奠基者，而且是高尚道德的典范。古代典籍对黄帝的道德品行多有赞颂，如“黄帝仁义”（《龙鱼河图》），“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韩诗外传》）。黄帝不但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着力实行德治，“修德抚民”（《帝王世纪》），从而使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淮南子·览冥训》）即使黄帝与炎帝的战争、对蚩尤的征伐，也蕴含着道德方面的原因。史载黄帝征伐蚩尤是因为“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义”（《龙鱼河图》）。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论语》）认为追念祖先的目的不只是血缘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继承祖先的高尚道德，以优化民众的道德风尚。这种崇尚道德的价值观念在历代纪念、祭祀黄帝的的文献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总之黄帝“惟仁是行”的德性、“养性爱民”的德行、“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铸成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尊重道德的价值观念，也培育了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影响极为深远。
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理想价值在关于黄帝的历史记述和神话传说中,也蕴涵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远古时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原始群落，每一群落都有自己特有的血统和文化。黄帝通过部落的迁徙和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促进了中原各部族的相互交往，促成了部落联盟的形成，“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于是乎黄帝统合了各部族的图腾信仰，形成了龙崇拜的图腾意识。在社会治理上，黄帝选贤任能，“得六相而天下治”（《管子·五行》）；明确官员的职责，“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史记·历书》）。由于黄帝善于治世，社会呈现出了清明和谐的景象：“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淮南子·览冥训》）而且，人与天地自然之间也充满了和谐：“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淮南子·览冥训》）。这些文献记述和神话传说，未免有后人理想化、夸张性的描绘，但其中所蕴涵的乃是中华民族追求部族统合、政治清明、天下和谐的美好社会理想。
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祭祀、纪念是黄帝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祭祀黄帝、纪念黄帝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大量祭词、祭文、颂诗、赞语中，其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追述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赞颂黄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则表达着祭祀者和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当时人们从黄帝文化中所汲取的民族精神。尽管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身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面对的历史课题有别，然而从整体上看，祭祀黄帝时所体现和弘扬的精神主旋律则是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在近现代表现得尤为显著和突出。如果说明、清祭文中多有“佑我家国，永袛升平”、“时和岁稔，物阜民安”、“修和之治，安阜之庥”的期冀，那么近代以来祭文中表示最多的则是“复我疆园，保我族类”、“民族复兴，国维孔固”、“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把数千年的文化发扬广大”；“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艰苦创业，团结兴邦”等信念。
中华儒学的实践性格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这里的“成”不是“成年人”的“成”，而是“成为”的“成”，即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儒家学说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呢？《大学》开宗明义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描绘的就是儒家心目中的“成人”。儒家“成人”学说，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是要付诸实践。《大学》所说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内圣外王讲明“修身”的重要性。修身对个人来讲，要完善自我人格，乃至“希贤希圣”，追求圣贤的至善品德；对家庭、社会、国家则是要遵守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规范，推行和维护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秩序。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能够解决的，而要通过实践，落实到行动中才能实现的。由此而言，儒家学说当以“实践”为特性，而事实上儒家学说也确实有其鲜明的实践性格。
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贯穿了儒学发展史，它在孔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孔子很少谈抽象的形上学问题，讨论的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无一不是在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在《论语》中，孔子在回答颜渊时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认为“仁”就是用礼来规范人们行为所体现出的美德；对樊迟则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爱人”（《颜渊》），这是从人的付出与获取以及人与人关系上来谈“仁”。然而，不管孔子对“仁”如何界定，实际上都是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性格。
孔子强调的“为己之学”，同样也体现出了儒学的实践性格。《论语》记载孔子有一次很感慨地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按照荀子的诠释，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要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学”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为人之学”的“学”则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听听说说而已，这样的“学”只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而与自己人格的完善毫不相干。是否把“学”付诸于实践，就成为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根本区别。孔子认为学生都应该言行一致，知了就要行，学了就要行，这实际上也说明孔子是非常注重实践的，并把它作为评判学生的标准。
在先秦儒学中，实践性格已经内化为儒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然，在先秦时期，道家、墨家同样也把“行”放在最根本的地位。《庄子》中就有“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山木》），《墨子》则明确地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这说明实践性格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之一。
儒学的实践性格，一直延续不断，在汉唐儒者身上有所体现，到宋明理学家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在身心修养方面玄学、佛教、道教的影响远超过儒家，而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学形上理论的建立，使儒学重新取得在身心修养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理学的形上理论色彩加重了，但他们仍然是把实践放在学说最根本的位置。理学家之所以要复兴儒学，是因为他们认为佛、道之学都是“虚空”之学，修养得再好也无助于现实社会伦常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儒家伦理学说则处处落到社会现实的伦常层面上。上达天理虽然是理学家追求的根本目标，然而也必须从下学做起。程颐等理学家就认为，上达与下学不能分为两截。这意味着，上达天理与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是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只有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做起，才能达到明天理的圣人之事。所以，程朱理学同样也把“行”、“践履”放在根本的地位。
明清时期理学变迁，除外部原因外，就理学内部讲，其实都与是否把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虚”和“实”之争有关。阳明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理学末流把程朱理学流变为“空谈心性”的“虚”学，致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贻害社会。王阳明正是针对此种“虚学”，而提倡恢复儒学“实学”的本来面目，彰显孔子以来儒学实践的性格。所以，他竭力倡导“知行合一”之说。阳明学之末流也不免步程朱理学末流之后尘，时至明末清初，阳明学末流亦被斥之为“虚”，于是又涌现出一批提倡“真孔子”，恢复儒学本来面目的“实”学家。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如颜元，就尖锐批评程朱陆王之学非孔子本来之学说，而真正的孔子之学是以实践为第一的。对于颜元来说，那些只知诵读经典，明虚理、记空言的学问绝不是孔子真儒学的学问，只有学之用以修身，付以致用，落实到经世济民，才可以称之为孔子真儒学。
时至今日，儒学离时代已经很远了，无论是认为儒学应彻底摒弃者，还是认为儒学尚有可为今日社会所吸纳的成分者，大多数人都已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历史留存下来的思想理论来研究，也就是说，儒学只是一种知识对象，而不是把他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规范去对待。因此，研究儒学、弘扬儒学，并不一定要身体力行。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弘扬毫无意义，但是我想，儒学如果丢弃了自己的实践性格，这样的儒学还会有生命力吗？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儒学中尚有不少思想理念在今天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就不能只把它当做纯粹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象去对待，而至少应当有一批仁人志士去切实地践行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互补共生，如今佛教有大量寺庙和数十万出家人在传承着、实践着，道家依托道教也有宫观和道士在传承着、实践着。然而儒家呢？它的传承载体在哪里？它的实践群体又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时，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岂之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当今时代对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我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不仅要有很强的政治国力、军事国力、经济国力，而且要不断提高文化国力，充分认识到国家软实力——文化的重要性。2008年黄帝陵祭陵活动中的学术研讨，主题是：“纪念人文初祖黄帝，建设民族精神家园。”这顺应了时代的主流。
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为民族复兴提供制度与规范的保证，而文化复兴又为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可见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在上个世纪，我国历史学家和古学家们为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中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由于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今天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以探究社会问题为主，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从汉代起，儒家的经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教本，讲尊卑贵贱不可僭越，不同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责任，应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以保持社会的稳定。经学对特定时期（汉代至清末）社会和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个人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以至如何追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等等，都有所论述，是兼容性、适应性以及反映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当时以经学治天下，颇有成效，儒学也随之发展。汉代有“五经”，东汉时为“七经”，唐时有“九经”，宋时成为“十三经”。这些被称之为“经天纬地之作”的经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教材。
经学并不排斥其他学问。经学与史学相联系，经过孔子修订的史书《春秋》，是最早的“五经”之一。在古人看来，史书应体现经书的基本理念，而史书中的灵魂也就是经书的义理。至于诸子百家之学以及历代文人学士的创作，被认为是从不同方面发挥经书义理的著作。因此，在文献学意义上，经、史、子、集便成为所谓传统“国学”的框架。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经学对民间也有很大影响，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和家庭血缘关系的价值准则，倡导仁、义、礼、智、信，以规范平民百姓的思想行为。总之，经学中有维护皇权的正宗思想，宣扬以官为本、以吏为师，同时也有制约皇权的以民为本、以贤者为师的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中，继承传统又不断予以新的阐释，以适应时势的变化，又善于吸收融合不同学派以及域外的思想文化，以充实自身，由此形成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
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并不限于经学，而是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而展开的“诸子百家之学”。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在道德伦理思想上有巨大贡献，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仁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丰富内容，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对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我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多种理论体系，是在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战国（前475年至前222年）这五百年里。其观点之繁富，辩论之激烈，反映出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学派约有十家，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百家争鸣，相反相成，唯其如此，才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有“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应特别注意“精神”二字。如果离开精神文明这个主轴，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里所说“精神”，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文化中渗透着的精神是什么；二是我们今天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这里着重谈一点我们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
弘扬中华文化，主要指从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中吸取不竭的精神动力。而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活动中，虽然不能缺少应有的物质内容，但更加重要的是，文化设施要有精神内涵，具有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这是全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但要做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而且要关注现实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陕西省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西安曾经是十三个朝代的建都之地（即长安），这里应当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作贡献。为此，需要吸取历史和现实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宝贵经验，形成可以操作的计划。例如，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怎样才能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再如，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什么？我个人体会，这可能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是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紧密联系的。作为我国西部的省区——陕西省应切实做好九年义务教育，重点建设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有，陕西省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中具有文、史历史传统的高校，要注意培养研究中华文化的高质量的专门人才，重视在大中小学普及优秀民族文化的工作。再之，根据文化部向社会公布的2008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点的规定，准备为西安申办“文化遗产之都”，同时做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相应地在研究上要更上一层楼。要做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的工作，陕西省考古学界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需要提升与总结。要系统整理文化典籍并进一步开拓视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这些建议是否妥当，以及应有怎样的思路，采取什么步骤等等，请各位学者提供宝贵意见。总之，做好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工作，就是对人文初祖黄帝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