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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是单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而是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本身、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本身、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中国古典文化本身；不是将中国古典学术当作死去的"物"来研究，而不是要复兴中华原生文明活生生的灵魂，这是新法家与诸多学院派学者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本文是新法家（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最近致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家宁博士的一封信，也是翟先生《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一文的姊妹篇，这里作为“新法家传真”发给广大朋友、同志者。 陈家宁博士，谢谢寄来您和刘钊教授合写的《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一文，新法家（中文版）已经全文发出。 我完全同意您对中国古典学和古典学重建的定义。中国古典学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 有的学者将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典学重建活动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西汉以前中国的学术主干一直是道家，儒家并没有如宋以后那样居主导地位。比如六经之一《易经》吧，就不能说儒家“重建”或“义理化”了它；自钱穆作《论十翼非孔子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孔子是七篇十种《易传》的作者了，台湾的陈鼓应先生经过充分论证后断言：“《易传》非儒家典籍，乃是道家系统的著作”，“《易传》学派为道家别派”。 陈鼓应写道：“老子之后，道家的阵营有两大学派崛起于战国中期，一是庄子学派，一是稷下道家，老庄属于南方楚文化范围，稷下属于北方齐文化领域。由于稷下道家文献多已亡佚，致使我们今天一提起道家，就只想起老庄。老庄与道家几为同义词的状态魏晋以前便已形成，目前学界提起道家，很少注意到稷下道家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曾居于主流学派，它的显学地位一直从战国后期延续到西汉，达数百年之久，由于近年来对于《管子》一书的探讨以及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才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道家黄老学派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兴盛情况（黄老学派起于稷下，扩散于四方，它之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主流学派，对儒家荀子及法家韩非起了决定性影响）。老学、庄学及黄老道家相互激荡，使道家思想在先秦哲学领域中独领风骚，成为主干学派。在道家一枝独盛的学术空气中，《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解易作品受到道爱支配性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39页） 为什么《易传》能从儒家经典回归其在中国古典学中的本来地位，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学的束缚。在西汉治国理念大纲《黄老书》出土后，我们就知道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文明清楚的道/法结构（道家为治国内术，法家为治国外术），看看秦汉时的两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皆归本道家，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是以道家为主干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此次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与汉、宋前后两次古典学重建的巨大不同。今天研究古典学术已经很少人以儒家为基本学术取向了，几乎没有人再注经了，但还有两种更可怕的思想趋势使我们离中国古典学术体系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一种思想趋势是以西学以基本学术取向，中国只有“史”没有“学”，学只有西学；另一种是诠释中华文明原典时信口开河，都变成了“学术超女”、“学术超男”，毫无思想底蕴，以牺牲学术媚俗为业。 您一定会感到奇怪，不是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吗，怎么会以西学以基本学术取向？这恰好是今天中国古典学重建过程中的主流形态。他们重建古典学的目的是丰富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至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本身、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本身、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把中国古典学术当作死去的"物"来研究，而不是要复兴中华原生文明活生生的灵魂。 现在经济中膨胀压力很大，基本商品价格攀升，百姓生活维艰。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月，全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2%；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9%，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1%。如果问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专家，他们说这我们不管，那是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的事，与中国经济史无关。明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常平仓机制碾平市场价格的，这些人却一言不发。笔者曾对一位社科院的经济学家说，陈云管理经济的方法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很相近，值得研究，这位从德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当场大声宣布：陈云不是经济学家，陈云只是理财家！ 但愿今天中国所有经济学家都能变成陈云那样出色的理财家，建立起担当蓄水池作用的物资管理机制，使老百姓免受市场作为复杂巨系统必然产生的正反馈（价值无序波动）之苦。那样的话，国人至少会懂得，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龙头不断印美元注资救市的方法是愚蠢的。管子不是说过，如果国家不调整经济结构，不能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财用，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会造成人民互相奴役，社会秩序大乱。（《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原文：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 人类的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都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有志于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再以西学为学术取向，恐怕我们连“礼”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礼”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男女都有礼的，以顺人情，节人欲——婚礼中既有卜筮又有房中术；今天中国人不知道礼是生活方式了，成了西方的礼貌，这难道不是中国学术体系全盘西化的恶果吗？ 当然这种情况相当程度上也是汉、宋儒家异化中国古典学的责任。汉儒将礼治与法治对立了起来，将礼治绝对化，结果历史老和儒家开玩笑，每当明堂制度建立起来，礼仪稍有完备，社会就大乱；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连“礼以节人”的基础都不要了，成了假的道学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是宋儒葬送了中国古典学中的儒学——我们复兴中华礼乐文明必须清楚这一点。 可以预言，如果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教育的西化模式不改，一百年之内，国人再也不会吟出“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这样优美的诗句了！ 今天影响中国古典学重建的另一种思想趋势是诠释中华文明原典时信口开河，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在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与西方私学传统不同，他源于王官学，是一代代先人知识层层累积的结果。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中，如果只凭自己的“心”去诠释经典，不仅不会发展这个学术体系，还会使这个体系无限异化。比如说中医吧，如果一个人不听师训随意阐释《黄帝内经》，其结果将会怎么样的？那么这个人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庸医。 中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原典也是这样，必须将他们放在一个文明系统中考察才会理解他们实际上在讲什么？现在所谓的“心得”常常与原典本身的思想内涵南辕北辙。我们举《老子》第八十章为例吧，许多注家在解释这一章时，将之说成它是《老子》一书“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并解释说： 国土狭小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看重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铠甲武器，却没有机会去使用，使人民回到结绳记事。有甜美的饮食，美丽的衣服，安全的居所，称心的习俗。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互相听闻，但邻里间从生到死，却互不往来。（原文：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些人不想想，道家学术直接来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经验，怎么会有这样的不着边际的思想？通过考古文献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资料，我们才理解，这段话讲的是通过发展生产，让人民安居乐业；通过法制，实现社会自治，再使风俗淳。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这句话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皆作“使民重死而远徙”，其意一也，都是少（远离）迁徒之意。《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就讲：“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原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这里“民富则安乡重家”和“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 那么后面的“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在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王法》 中解释的很清楚，就是通过法治实现人民自治，不是禁止人们互相交往之意，而是所有地方都有条不紊的实现依法治理。上面说：“臣闻古之王者，鸡狗之声相闻，其人民至死不得相问见也。上非禁其相问见之道也，法立令行而民毋以相问见为也。”人是社会性动物，总要交住的，所以后面接着说：“凡民为礼节，相朝夕问见者，外以备患祸，内以备衣食也。” 后来晋法家商鞅学派强化了这一思想，将自治程度与国家强大联系了起来。《商君书·说民第五》论证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时说：“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公时间就会充足。因此说：在当天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原文：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中华文明一以贯之，不能胡乱解释文明原典，否则那样重建的古典学最多只是一只好看而不中用的花瓶。难怪湖南《晨报周刊》评论《于丹〈庄子〉心得》于一书时说：“庄子的《逍遥游》，被理解为超越名利的淡泊心态。原来庄子在数千年前就在熬制心灵鸡汤——这不是于丹眼中的庄子，恐怕只是于丹眼中的于丹。”这一评语有些尖刻，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株守西学者加上乱点国学者，这些人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古典学重建的主流，当然也没有什么结果？还不如京剧，京剧必竟还有几个老段子在。可现在的中国古典学呢？连唱一台戏，重建中国哲学、生活方式的基本能力都没有，悲夫…… 中国古典学重建之路阻且长，有志者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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