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谈治学最为透脱深入者要属章学诚,钱基博曾推崇备至,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以发扬章氏之学。钱钟书自幼受家学熏陶,故在治学上有与其父相仿之处,对章氏之学亦多有认同和遵循。钱基博曾在日记中言:“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其实,钱钟书“以章氏文史之义”所研究的远不止明清两朝的集子,《管锥编》之研究,也多遵循了章氏之义,细入体察,不难发现这一点。所以,据章氏之学,研读《管锥编》,更能深得其中三昧。

　　张尔田在章氏遗书序中,曾以“拙”、“难”概评章氏之学(见《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世论》),《管锥编》也可以用这两点来概评。张氏曰:“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履其“拙”,每一论例,广征博引,不惮其烦,然后“从而管之”。言钱钟书卖弄者,显然不知治学巧拙之辨。研究者对《管锥编》之书名多有臆解,尽管能自圆其说,但不若据张氏之言,解书名中“管”字之用意。张氏又评曰:“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颐甄微;徬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亦践其“难”,这一凝聚其三十年心血的一百二十万字巨著(计“增订”部分),“积久贯通”,数年、数十年始得者有之,这种穷追不舍的苦苦探究精神,正可解书名中“锥”字之用意。因“锥指管窥”,故所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

　　孔子曾问子贡:“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钱基博曾以“一以贯之”评章氏之学。“多学而识之者”未必能“一以贯之”,“一以贯之”者必是“多学而识之者”,钱钟书即属于多学识之而又能“一以贯之”者。其实,“一以贯之”即学问博约之辩证,章学诚对此有深论。他强调博:“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亦强调约:“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故主张博约辩证统一:“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学之要于博也,所以为知类也。张罗求鸟,得鸟者不过一目;以一目为罗,则鸟不可得也。然则罗之多目,所以为一目的也。”在博约之辩证中,目的又在约,而约即类。“事得比而有其类”,所以要博于事;博于事,而“非类不足以通之”,所以“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章氏所论堪谓周备深致矣。《管锥编》即博而能约、约而能博、主述其类之著作,每一论例“一以贯之”,取之约而证之博,约而知类,博而比事;一千五百多论例(按细则计),又聚而为博。治“钱学”者多以“打通”概括钱钟书治学上的突出特点,其实,不如以“一以贯之”概括为当。

　　章学诚将古代典籍概括为记注、撰述两类,并取《易传·系辞》中“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之义论之:“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而撰述知来”。《管锥编》是钱钟书评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专正义》等十部典籍而成,重在记注,故为“藏往”之学。章学诚言:“藏往之学欲其博”。《管锥编》思想内容之宏博,已不需赘论。《管锥编》在记注中又嵌以撰述,即在“藏往”之学中又阐述“知来”之学。所谓“知来”之学,即经纶纲纪社会之思见。《管锥编》有“中国文化的百科式全书”之誉,因其涉及领域广,所以钱钟书“知来”之思考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章学诚言:“知来之学欲其精”。所以作为“知来”的经纶纲纪之言,在《管锥编》中是精简的,往往三两句点明即是,如论述《左传正义》中的“愚民说”,钱钟书在最后申其意:“‘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管锥编》,“藏往”而博,近乎百科;“知来”而精,近乎经典,可谓“智”、“神”兼备者也。

　　章学诚曾言:“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管锥编》,真乃“积久贯通”之作。其无论是在治学方法上,还是在治学精神上,均是传统的,该书永不退减的魅力,一定程度上亦昭示了传统治学模式的价值。“反者,道之动”。当代的学术研究为格式化的怪圈所困扰,欲打破这一怪圈,向传统学习,亦未尝不是最好的路子。

                                     《管锥编》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