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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清官”问题，建国以来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它第一次作为重要话题，是在60年代中期。其发生起因是，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也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明史专家吴晗相继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并由此拓展到对“清官”的讨论与评价。当时上海社联、河南学界等，都举行了清官讨论会或笔谈，一时有关清官的文章充斥史学刊物。此时的代表作大体有：星宇的《论“清官”》、王思治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和穆昆的《“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等。初始的争鸣基本运转于学术轨道，讨论尚称以理服人、公允有序[①]。讨论的焦点主要有： （一）历史上清官存不存在 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它是封建统治者欺骗劳动群众的假象。戚若文等在《揭穿“清官”的骗局》一文中说：“‘清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和欺骗劳动农民的一种花招。”[②]也有说，“真正的清官，历史上并不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既存在，又不存在……相对的清官是存在的……绝对的清官是不存在的”[③]。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是有清官的：“历史的记载，不能完全出于虚构。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怎样去看待历史上的‘清官’”。“‘清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关于‘清官’或类似‘清官’（即‘循吏’、或‘良吏’）的记载。不过数量很少，每个朝代只有个把人而已。”[④]至于说“清官”是如何出现的，一种看法是，清官是地主阶级封的[⑤]；另一种看法却是，“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⑥]，即清官是老百姓呼唤出来的。 （二）什么是“清官”，及“清官”的阶级本性 在承认历史上清官存在的前提下，有的学者归纳清官的特点是：“自奉廉洁”、“爱民如子”、“振贫扶弱”、“断狱如神”、“压抑豪强”、“执法公平”等等[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的标准应该“用古代人自己的标准去看”，“不只是在法令范围内进行剥削这一界限；还有封建道德范围内的行为作标准”[⑧]。有的认为“清官”一词出现较晚。其所谓“清”，是指：“清廉、清正、清介、清明等。而清正、清介，亦包括所谓‘正直不阿’、‘不避权贵’等意思”[⑨] 。 关于其阶级本质，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之一”[⑩]。清官是官，“官与民是对立的。他们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对人民专政的工具”[⑪]。“历史上任何一个清官，总是立足于剥削阶级方面为这个阶级的统治机构服务的”。平心就此作了形象的比喻，他说：“他（清官）可以成为王朝车队中辋坚辐凑运转圆遂的一个车轮，但是他决不能脱离那个牢牢保持当时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毂轴。”[⑫]“四人帮”中姚文元，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更是从根本上极力地否认、批判历史上海瑞等清官、好官[⑬]。 （三）清官和贪官比较 一种意见认为，清官与贪官，既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说他们是一丘之貉，或没有区别，也是比较讲得通的。就是说，清、贪之间，没有好、坏之分；他们的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有人认为清、贪之间有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笑面老虎和青面老虎的区别……从本质上看，老虎都是要吃人的，无所谓谁好谁坏”[⑭]。有的认为，清官“是以不贪的姿态和慈祥的面孔来掩盖残暴的实质……在行动上采取隐蔽实质的形式……在某些方面，起了比贪官更坏的作用”[⑮]。有的干脆说，清官起着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延缓了农民革命运动之作用，而贪官污吏办坏事，则可以起到官迫民反，加速封建皇朝的垮台，促进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得出了“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结论。也有较多的学者认为，说清、贪官之间全无区别，与事实不符。“压迫轻一点的比压迫重一点的总要好些；剥削少一点的比剥削多一点的总要好些……清官如能利用政治力量，强迫人民兴修水利等事，从而发展生产，未尝于人民毫无益处。”“所谓清官，只要能做一点点儿好事，到底比贪官好一点点儿。”但为了圆清官的剥削阶级本质之说，又作补充道：“清官之所作所为，于人民或有暂时的些微利益；换来的却是统治阶级本身的延长或巩固……这里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作用。就这点说……清官，纵有好处，其好处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推广一点说，甚或不能偿还其罪行”[⑯]。有的学者认为，清官“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他们往往给封建庙堂起了打扫修饰的作用。”把他们和同代的贪官污吏等看作是一丘之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象的”[⑰]。有的学者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来，对于剥削阶级也要分别对待。清官比贪官坏的论点，“涉及革命与改良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这个结论是“站不住的……清官比贪官迫害人民总要好一些”。然而，清官的影响很小，“在大厦将倾之际，它也决不能起巩固统治、延缓革命的作用”[⑱]。 （四）清官的历史地位与与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清官”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形态，发挥了不同作用。 在新王朝刚刚兴起时，他们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做“好皇帝”的助手和工具；在封建统治机器运转失灵时，他们“便不得不比较独立地担负起支撑统治局面这一责任，在历史上或者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比较显著的地位”。“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⑲]在人数不多的清官队伍中，显然也有 “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⑳]。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清官”都是统治阶级中比较有远见的人物，在当时有所作为、有所改善，有所改良，有利于当时的人民与当时的生产……“清官”无论在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和下行阶段均有作用。也有的说，在不忘记“清官”为统治阶级服务、与贪官本质相同的前提下，应该看到“清官”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作用，对历史的促进作用[21]。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在他统治过的局部地区，虽然起过一点作用，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他是无能为力的”[22]。对于“清官”，我们绝对不能去歌颂，也不能去学习，因为“它在今天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连借鉴的作用也没有了”[23]。 这一时期“清官”的学术讨论，尽管大多仅以阶级斗争作为论事准则，但大体还是实事求是的。然而，1966年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各大报刊相继转载。紧接着“文化革命”来到，“清官”讨论就快速转入政治批判，“四人帮”对坚持以“当时当地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肯定过海瑞的吴晗和给清官以较高定位者，进行了大肆地挞伐。一切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纷纷被批判、被否定。清官讨论陷入扭曲甚至黑白颠倒之中，清官形象也慢慢绝迹于中国文坛。 二 “四人帮”粉碎、“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到一个理论和实践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清官问题再次提到社科工作者面前。这一时期的清官讨论，在60年代基础上，探讨的核心成为：如何合理评价历史上清官的实际作用。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专门举办了清官评价讨论会。此阶段清官研究的代表作有王思治的《再论“清官”》、潘仁山的《为清官昭雪》、冯佐哲等的《论“清官”的历史作用》，和苏双碧的《论清官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等文。 在探讨中，学者们较一致地肯定了“清官”的客观存在。王思治说，清官“并非出自封建统治阶级的虚构”；“古代人民不仅承认‘清官’，甚至加以神化”。“封建时代有‘清官’”，是历史的事实[24]。苏双碧认为，“清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25]。冯佐哲、孟祥才认为，封建社会尽管“清官”寥如晨星，却无代不有，“在两汉到明清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打下了自己的印记”[26]。论者甚至列举了从先秦西门豹到清末林则徐等数十位著名“清官”事例，评论最多的莫过于包拯和海瑞。 对于“清官”历史作用，学界作了比先前更多的肯定和正反两方面深刻的评价，认为，“清官”问题是一复杂问题，“它涉及到封建法律、国家政权机器、道德纲常、阶级关系、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以及社会生产等等方面问题”。多数人对“清官”的评价是：“既然‘清官’是封建官僚，其阶级属性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人民的‘救星’，但‘清官’在局部地区，在客观上作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因而应该肯定”[27]。“清官的政治活动，曾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28]。还有一种说法是，清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的性格和特征，他们的行为和进取，都对社会留下了良好影响。他们缓和了阶级矛盾；其政治措施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清官，一般都敢于反对黑暗统治，而且目光远大，立志改革，思想不具保守。但他们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为皇帝所制肘，因而他们的作用又是有限的。他们往往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凌驾于群众之上。因而他们“始终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努力始终也没有达到改造社会的预期效果”[29]。 学者们较集中地反驳了贪官与清官“天下乌鸦一般黑”、“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认为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无论在理论上或历史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离开历史实际的推理，是荒诞的，“如果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并以此作为原则来评价历史，隋炀帝就会是历史的功臣，唐太宗则会成为历史的罪人”[30]。清官“‘奉职循理’、‘清廉不苟’、‘持法平慎’，能打击权奸豪右，惩治奸吏恶少，比之贪官钩爪踞牙……多少能减轻人民的痛苦。‘清官’减轻赋役、兴修水利、招抚流亡，重视农桑，这比之于贪官的无恶不作……总多少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历史上，尽管清官少，贪官多，但毕竟存在过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否认两者的差别，认为凡官皆贪……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比贪官更坏’，这更荒谬”[31]。 三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腐败、贪贿得到了赖以滋生、存在的土壤。加之目前我国民主和法治机制不够健全，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丛生的社会现实。人们憎恨这种现象，鄙视贪赃枉法之官，期盼有好官作为楷模，有清官惩治腐败，维护人民应有的利益，因此又把“清官”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次不仅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语，更作为重大的现实话题。参与者不仅限于史学、文学、法学界，而且扩展到党政人员和一般民众。各报刊、网络，发表相关文章约150篇左右。其代表作有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序》、《说说古代的清官》、高翔的《清官论》、徐祥明等的《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陆天明的《清官意识辩》等等。人们以不同视角，多层面地来探讨封建社会清官的特点、内在合理因素、历史作用和清官文化现象在当今的影响与价值。有的就老问题发表了新看法，而新时代中如何审视清官文化，学理上如何区分其精华和糟粕、实践上如何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则成为最近阶段清官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多数人肯定封建社会历代为数极少的清官“矫然自拔于污世”，总结他们的特点为：“清廉不苟，志行修洁；为政宽惠，兴利除害，关心民瘼；执法公允，刚正不阿，严惩贪恶；勤谨奉公，尽职守责，励精治国”[32]。王春瑜在评论清官与贪官污吏等抗争、抨击皇帝误国政策时，称他们“多么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需要何等的胆识”，“足可流芳百世”[33]。在关于清官的阶级性方面，高翔提出了新的观点：“清官，尽管其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属于统治阶层，但和普通官僚不同，他们往往具有更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具有更加卓越的政治见识，他们既充分重视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也清醒地认识到了维护被统治阶层利益的必要性，并注意到二者间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致力于从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从维护传统社会久安长治的战略高度，处理官府和民众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清官往往因其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的利益与愿望，而受到皇帝、士绅和民众的普遍赞扬。”因此他认为，清官“在调和社会关系、主持社会公正与公平中”有独特作用，清官“是传统社会走向协调、走向和谐、走向繁荣的重要希望所在”[34]。有人从清官故事中提练出了“清官精神”，认为清官精神主要有三点，即守道、爱民、无私，并分析了这三个特点在封建社会的利和弊[35]。 至于在当今社会，要不要推崇、赞美、期盼清官、要不要呼唤、关注清官文化或精神，即清官文化的当代价值，成为近阶段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因为人们讨论清官和历史文化，正是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廉政建设，及端正社会风气出发的。 一种意见认为，在改革开放、国家行政提倡廉洁公正的今天，还利用清官意识，是“误党、误国、害人、害己”的行为，“是封建思想的残渣余孽在作祟”，“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抛却陈腐的‘清官’意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民”[36]。“在目前的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最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是加强与深化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关注、歌颂、甚至炒作……清官”[37]。炒作清官没有好处，只有负作用。大多数的意见认为，清官文化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能激发出强烈的共鸣。为什么？一说：“一个时代所期盼的东西，往往正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东西”。今天我们呼唤清官，是因为清官难得，是对公仆们提出更高于清官的要求[38]。清官文化“之所以在当代还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只要在社会生活中官强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要百姓事实上尚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清官精神还会活在百姓心中。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努力消除清官意识和清官精神，而是对清官精神做合乎时代的转换。”[39]一说：把中国历史看得一团漆黑，是大错特错的，清官的反贪文化正是历史上光辉的篇章。“清官中的不少思想、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美德、民族精神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清官文化，有精华可供继承。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我们若能通过清官的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这对于纠正当前的不正之风，清除腐败现象，仍有一定的资政借鉴作用。”即，它是有资政借鉴作用的，它对当代的吏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一说：反腐斗争，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权力/权利的较量，“适当地呼唤一点清官意识，维护一点清官形象，不仅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的衷心愿望。”因为一切制度“归根结底也是要靠人去体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选拔、保护真正能干的清官、好官[40]。 然而，讨论者都清醒地认识到，清官毕竟是人治社会的独特产物，将社会的繁荣昌盛，盲目地系于少数清官身上，不仅不可靠，而且有风险。高翔说：“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政治已经一去不返了，对当代中国来说，对清官的过分迷恋，绝不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科学的创新、勇敢的探索和健全的法治……”[41]赵炎才说：清官“虽带有道德色彩，但过分宣传它实际与当今民主、法制精神背道而驰。在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好民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仍是在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课题。”[42]王春瑜说：“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清官。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我们不懈的呼唤！”[43]
[①] 可参见何理《关于六十年代“清官”问题争论的思考》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戚若文等：《揭穿“清官”的骗局》，载《学术月刊》1966年2月号。 [③] 施予新整理：《〈海瑞罢官〉与海瑞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载《史学月刊》1966年第1期。 [④] 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载《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 [⑤] 江西省赣州专区社联调查组：《历史的真实宣告“清官论”的破产》，载《历史研究》1966年第2期。 [⑥] 刘节：《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载《学术研究》1966年3期。 [⑦] 星宇：《论“清官”》，载《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 [⑧] 刘节：《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 [⑨] 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载《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 [⑩] 星宇：《论“清官”》。 [⑪] 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 [⑫] 平心：《漫谈清官》，载《学术月刊》1966年1月号。 [⑬]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⑭] 赵克尧、刘精诚：《论“清官”的本质与作用》，载《学术月刊》1965年12月号。 [⑮] 徐德嶙：《清官和贪官》，载《学术月刊》1965年12月号。 [⑯] 周谷城：《谈所谓清官贪官》，载《学术月刊》1966年1月号。 [⑰] 平心：《漫谈清官》。 [⑱] 束世澂：《清官的特点及其评价》，载《学术月刊》1966年1月号。 [⑲] 星宇：《论“清官”》。 [⑳] 星宇：《论“清官”》。 [21] 均见《上海社联举行学术座谈会讨论“清官”问题》，《学术月刊》1966年1月号。 [22] 赵冰：《关于海瑞评价的几个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载《史学月刊》1966年第1期。 [23] 见徐德嶙《清官和贪官》和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两文。 [24] 《再论“清官”》，载《光明日报》1978年8月15日。 [25] 《论清官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北方论丛》1981年第6期。 [26] 冯佐哲等：《论“清官”的历史作用》，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27] 均见王思治《再论“清官”》。 [28] 何宗军：《为“清官”平反——批判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安徽劳动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29] 苏双碧：《论清官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6期。 [30] 王思治：《再论“清官”》。 [31] 徐连达：《“清官”、“贪官”优劣论》，《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32] 方宝璋：《中国历史上的清官》，载《前进论坛》1996年第7期。 [33] 王春瑜：《说说古代的清官》，《求是》2005年第3期。 [34] 高翔：《清官论》，《光明日报》2004年2月27日。 [35] 徐祥民等：《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36] 赵耀：《抛却“清官”意识》，载《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8期。 [37] 刘绪贻：《论清官》，载《学术界》2003年第6期。 [38] 吴子胜：《清官漫议》，载《党风通讯》1997年第12期。 [39] 徐祥民等：《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 [40] 陆天明：《清官意识辩》，《检察风云》2003年第7期。 [41] 高翔：《清官论》。 [42] 赵炎才：《对传统“清官”的历史反思》，载《实事求是》2003年第3期。 [43] 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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