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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世界难题，有人提出要用“儒学”加上“计划经济”来解决，其实——“儒学计划经济”行不通。 近年来，“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术语。随着“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流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怀念农耕文 ●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并非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其实，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并非是有些人想象中的一个长幼俨然、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在典型的农耕社会，山青水秀大抵不假，人际和谐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农耕社会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在中世纪西欧，农奴依附领主，小领主依附大领主；在中国专制社会，老百姓依附官僚机器。 农耕社会的简单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人身依附关系的发生。因为主要社会阶层都依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处于附庸地位，社会就产生不了超脱于生产的公共部门，在一个村落里更没有独立的公共权威。这里也有公共事务，但那是宗法领袖的兼职事务。农耕社会的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自己的私人活动空间，从一部《礼经》便可看出个大概。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婚丧嫁娶，都有过了头的规矩。尊卑长幼之间更是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所以，鲁迅先生便说礼教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中国古代妇女裹足的陋习，印度等南亚国家至今尚存的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这些都是农耕社会极度压缩人们私人活动空间的表现。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就更是一针见血：农耕社会的规则“不是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一种严格的个人效忠”，它的“最大特征是权力的专断性与随意性”。 若有学者以为农耕文明社会就是“桃花园”，那无碍大局，因为农民会用自己的脚来证明学者们犯了错误。如果政治家与学者也存在一样的观念和认识，那就不是好事，因为他们就会想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农村，不让农民进城，以为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难题。知道了农耕社会虚假的和谐性，我们大概就不再会上那些想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当。 ●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理论，并非完全来自儒家经典思想 近年来，新一代中国政治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社会面前，形成了“和谐社会”理论，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十七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抽象地说，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其说它来自儒家经典思想，不如说它来自当代共产党人对中国2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总结。可以说，这一理论继承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思想，坚守了世界文明的普遍价值——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完全肯定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合理内核；讲“诚信友爱”，也与中国古代先哲在宗法思想以外的人伦精神一脉相传。但它也绝不是前人思想的“大杂拌”。 ●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理论，从两个方面和与“伪和谐”理论划清了界限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至少从两个方面和“伪和谐”理论划清了界限。 一是“和谐社会”理论与“儒学计划经济”形成了显著区别。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儒学”不张是因为它缺乏计划经济的支撑；而计划经济不成功是因为没有“儒学”的性善论思想做基础。他们欣赏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佛家文化中“静修”，要用这个东西加上“计划经济”来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他们把竞争、增长和发展看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儒学计划经济”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与此相区别，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挥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地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各种障碍，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才是解决发展难题的科学之路。 二是“和谐社会”理论与无视社会矛盾冲突的浪漫主义相区别。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好的社会在于不断的用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融合裂痕。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所以，十七大报告才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统筹兼顾的政治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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