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治国之需。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舞台，自人类产生以来，在这个庞大的舞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兴衰存亡的活剧，堆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因而成为历朝统治者珍贵的政治遗产，是他们治国安邦、统治百姓的重要借鉴。司马迁写《史记》，将“通古今之变”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已经揭示出历史的治国功能。而唐太宗李世民对历史的这一功能则说得更加明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司马光修史，则“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体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使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而宋神宗在阅读此书之后，的确获益良多，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将历史的治国功能扬举到空前的高度。
三是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所谓秉笔直书，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明辨是非，惩恶扬善。至孔子修《春秋》，创春秋笔法，于一字一词中寓褒贬，充分发挥出历史的惩恶扬善功能，故孟子曰：“孔夫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援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说明《春秋》批判的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的“天子”也同样是历史贬惩的对象。后代史家也大多能自觉地维护和发挥历史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的功能。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即便是国破家亡之际，史家也不肯放弃历史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的功能，黄宗羲在送其弟子万斯同入京修《明史》时曾赠诗云：“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希望万斯同在编修《明史》时能够努力坚持历史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的功能。而万斯同本人也的确以此为己任，他在解释自己为何要主持《明史》的编修时就说：“我所以要作（明史）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
以上有关传统认定的历史的三大功能，都是从群体、从类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历史的，强调的是历史的社会功能。而在社会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历史的这些功能也仍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然而，当社会由传统进入到个体意识觉醒的当代，当人们不必再为衣食温饱发愁而对精神的需求更为强烈，普遍地追问生命的本质，深切地关注自我，尽情地享受人生的今天，仅仅关注历史的这些功能是不够的，历史还应该由社会、类的角度转向面对个体，将传统社会里人们没有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的另一类功能，即享受的功能充分地揭示出来，让历史从观念、书本中站立起来，直接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送去精彩、欢乐和享受。
历史是千百年来经无数人精心构建的辉煌殿堂，里面镌刻着人类的记忆、民族的诗篇，游动着精神的魂灵、先民的歌唱。而无数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故事，风流潇洒、令人着迷的人物，色彩斑斓、摇人心神的艺术作品，则布满其中的每一个角落，足以让人冥想神游、徘徊流连。因此，历史不只是心灵的皈依、智慧的源泉，更是精神的宝库、诗意的渊薮、艺术的大本营。当我们走进历史的殿堂之时，也就不能只是向其索取依赖和聪慧，更应该让心神在里面翻飞游弋，信马由缰地尽情享受。
事实上，历史是可以被享受的。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之上，历史的遗迹星罗棋布，其中蕴藏着无数的珍宝，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哪怕是随手拾起的一块陶片，它也能向人们讲一则令人感慨唏嘘的故事，唱一曲让人沉醉的歌。而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更是珍藏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奇珍异宝，徜徉其间，能够使人的精神与历史交汇、心随古人游走，亲切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及其脉搏的跳动，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还有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翻开其中任何一页，都可以从字里行间中见到光亮，发现欣喜，即便是夜阑人静时清茶一杯，闲对古人，也能享受到心灵的愉悦和超然。
只不过，尽管历史无私，能毫不吝啬地向每一个生命敞开其宽大的胸怀，但对于历史的享受也并非随意可得，而是必须具备如下前提：一要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唯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方可贴近历史、理解历史，才有可能拉起历史的手与之攀谈对话、端详欣赏。二要“心远”，即将心从世俗名利中挣脱出来，投入到精神领域的追求之中，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精力去寻觅到历史的“真意”，探究出历史的妙趣。三是具有艺术的心境和审美的眼光。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察报告》中说：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研究历史如此，享受历史亦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从悠远的传说、凝固的器具、枯燥的文字记载中发现美丽，获取诗意，享受到历史的丰富和多彩。 （作者单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