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它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和古老的印度文明碰撞融合的过程。“我们的传统文化，为黄河流域文化与印度恒河流域文化的结合，因而产生的混血儿。”[1](p2)

从各国家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及各个文化领域自身发展进程来看，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必需的阶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p22-23)那么，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中国佛教徒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所起的作用又是如何呢?

佛教初传中国是以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即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分裂的历史现实，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而佛教徒的译经和求法活动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的流传和被人们所接受，是从东汉时译经开始的。求法活动则始于曹魏时期。求法(佛教经书也可以说佛教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译经，更好地了解佛教本来面目和丰富内涵，更好地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据史料记载，汉族地区西行求法的第一僧为朱士行。

一

朱士行之所以选择到西方(西域)去求佛法，并且最终实现了他本人的愿望，主要原因还是受中国汉地佛教传播情况的影响以及当时社会条件、交通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在西晋后赵石虎时代，著作郎王度，便在一篇关于佛教的奏折里说：明帝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从曹氏政权统治者的诏令看：曹操时就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匿以惑人，故聚而禁之。[3](p158)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诏：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4](p1077)魏明帝曹睿在青龙元年(233年)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4](p1079)从以上记载中，似乎可以得知：第一，在我国汉末、魏初时代，国家法律规定不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第二，最初佛教的传入是通过外国人或西域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史籍记载，佛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是在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迪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翻译了佛经《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四十二章经》。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可以说佛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初步建立传授基础并得到政府的承认，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大乘经典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年)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年)，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

但终其汉代一朝，佛教只是有了对佛经的翻译，并没有摆脱被看作方术的命运。而且，汉代佛教的主要活动是在以宫廷贵族为主的上层社会之中，还没有在民间得到普及。在中国的僧侣，以外籍译师为主。

三国时期，佛教获得了在中国传播的大好机会。当时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对产生于民间的道教进行了打击，同时继续采取限制民间宗教措施。但因为佛教在其开始传播时就缺乏道教那样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传教工作，因此在道教失去公开活动的机会时，佛教反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成书于三国孙吴初期的《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普遍认识。佛教被当作依靠修善积福和黄老方术消除人生苦难，获得最后解脱的信仰。社会分裂和战乱，使得三国时期人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佛教。佛教信仰开始从上层扩散到民间。

三国时期，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昙诃迦罗、昙谛等先后来到魏国首都洛阳从事译经活动。昙谛在白马寺译出《昙元德揭磨》一卷，昙诃迦罗在嘉平(249-252年)年间译出摩诃僧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昙诃迦罗、昙谛主张僧众禀受归戒，为中国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朱士行就是在这时“受戒”成为比丘的，这与在他之前僧侣们仅仅以“剃发”、“染衣”为僧是有别的。

朱士行虽然生活在分裂的三国时期，但是同“与汉隔绝，道里又远”[5](p728)的西域交通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开通，并且在此地设置行政机构，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东汉末年，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一度出现不畅的现象。到三国时期由于曹操祖孙三代的经营，曹魏与西域的交通又得以恢复，从敦煌到西域的道路由原来的两条增加到三条。南道主要为鄯善、于阗，中道有焉耆、龟兹、疏勒，北道有车师后部等。[6](p61)

当时曹魏在西北势力范围包括雍州(今陕甘地区)、凉州(今甘肃武威)及西域等地。

三国割据时期，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十分密切。在魏文帝即位时，焉耆、于阗就“遣使奉献”，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各遣使来献，魏文帝诏曰：“倾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此后魏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4](p1077)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明帝封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当时，大月氏以印度西北为中心，并控制中印度广大地区，所辖地区正盛行佛教，流行大乘经典。曹魏在楼兰曾设置西域长史府管辖西域的广大地区，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7](p402-403)魏命令仓慈为敦煌太守。他抑制豪右，发展农业生产，并保护来往的西域使者和商旅。徐邈任凉州刺使，他广开水田，募贫民佃田，使境内“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并保护中西交通要道，因此史称：“西域流通，荒戌入贡，皆邈勋也”。[4](p1155)这样，就为朱士行的西行求法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二

朱士行生于汉朝末年，是生活在三国时代的人，在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于洛阳出家为僧。对于其出家时间，史学界尚有争论，不过，对于他从事的学佛经讲佛经的研究还是一致肯定的，认为中国僧人讲经往往从他开始。

朱士行出家后，以弘扬佛法作为毕生的大志愿、大事业。他天天研究佛典，讲习佛书。可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佛经的翻译数量有限，从事翻译佛经的人员主要是外国佛教大师，对中国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了解的并不多，译经以音译为主。当时流行的经本是《道行般若》，是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由天竺沙门竺佛朔诵出梵文，月支沙门支娄迦谶译成汉文，再由河南洛阳孟福、张蓬笔记出来的。这本《道行般若》的翻译本缺点就是翻译得过于简略，有遗漏的现象，没能达到梵文、佛理、汉语三通，译述有不合理的地方，并且译经缺乏修辞。因此，朱士行就决定亲自西域或印度，求取佛经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

朱士行之所以选择赴西域求法而没有选择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求佛法，主要是受他所处时代的地理知识的限制。当时中国人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海路以外，主要的还是陆路交通，即通过河西走廊经过西域到达中亚再转往世界各地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朱士行生活在汉魏之际，对于这条通道应该有所了解。并且汉明帝派人求佛法是在西域。而当时来华的外国僧人大多数也是从中亚经过西域到达中国内地，他们所带来的佛教信息，必然就使得朱士行了解到西域或更远地区有佛教流传。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载：

朱士行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涉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或“弗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

《出三藏记集》卷七《放光经记》载：

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终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受笔，正书九十章，凡二使万七千六百二十一……

朱士行后散行于于阗。八十卒。

三

朱士行西行求法开创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先河。朱士行的求法热忱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相媲美。[8](p295)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看，在朱士行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僧人到西域或印度去求佛法，如后秦的法显、唐代的有玄奘、义净等高僧60多人，达到求法的高潮，到宋代西行求法的僧人则逐渐稀少。

朱士行的求法活动，说明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汉族佛教徒已经要求按照中国佛教传播情况和社会风尚的需要，主动到西域以至印度寻求有关的佛典。朱士行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通过朱士行的求法，中国才知道印度佛教中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分。他的求法活动，不仅加强了中国人对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的了解；而且他在求法之地于阗，又讲道授徒，可以说，他在求诸佛法的同时，又把中华文化介绍到西域。

历史赖于文化之积累，文化系乎学人之传播。佛教始创于印度，而中衰于印度；传之我国，而大振于我国。追其原因，实在是我国历代高僧大德“潜高踪于山林，扬教义于寰宇，陶铸人心，为世风范，我和平中庸之民族性，爰赖兹以确立”。[2](p2)求法者不求闻达，不图功利，不避艰难，而又忘其死生以了其弘愿的精神，实非后世人们所能想象其万一。研究求法者事迹，弘扬其对于传播佛教文化，丰富中国文化之贡献也就成为今天人们必然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彭楚珩.历代高僧故事[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2]吕小莲.宗教与文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

[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陈寿.三国志·魏书[A].后汉书·三国志·晋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班固.汉书[A].史记·汉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吕溦.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