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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在“家长制”运作得得心应手之时，金庸即已深谋远虑，开始准备在《明报》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70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金庸与报业》，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是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 金庸的“保守”有其思想渊源。说起他一生中最喜爱的史书《资治通鉴》，他的旧部、传记作者张圭阳注重的是:“查良镛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加上眉批。他以史为鉴，评论当世事务成为日后查良镛写《明报》社评的一大特色。”如果更深入地探寻，就可以发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正是历史上著名的稳健派、保守派么？《资治通鉴》所传达的治国理念，不也正是稳健的、保守的么？这就不难理解《天龙八部》里隐约流露的对“新法”的贬斥了。有意思的是，按照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划分，金庸差不多是要归入“一二·九”一代的，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这就不仅是个人的体验了。 金庸一生谨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四十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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