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　复旦大学教授（人物速写为马国英绘）

　　有些数字很神奇，比如人均GDP两千美元。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字，国民就好像会突然在一夜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不久前，中国大陆跨过了这条线，于是，原先只是潜流的“国学热”和“讲史热”喷涌而出了。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时段远非理想，但持续热播；相关书籍则长时间地占据各种图书排行榜的前列。各地电视台见贤思齐，蜂拥而起，陆续推出类似的讲史类节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历史类书籍原本不易得到出版社的青睐，如今则占据了各大书店的显眼位置。新著撰写不及，旧书纷纷重印。尽管新旧都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却也搅得出版界热闹非凡。

    单就“讲史热”而言，大家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究竟应该如何讲史”或“如何才能将历史讲得更好”等问题上来了。这当然是一种有益的思考，很值得欢迎。不过，简而言之，讲史的方法和角度，也不外乎两种而已。

    讲法无外乎加法和减法。何谓“加法”？就是在历史事实上增加讲述者个人的看法和阐释，增添以传说或野史为主要形式的“可能性”。用“加法”讲史的好处是，新见迭出，动人心魄；而其风险是流于无根，轻加比附。何谓“减法”？则是通过讲述者的努力，将不实和虚妄的部分从历史事实中隔离开来，展示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用“减法”讲史的好处是，言有实据，安稳平实；而其风险是容易寡淡少味，局促拘谨。

    角度无外乎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前者站在今人当下的立场上，凭今天推断过去，借今人揣想古人。其好处是历史因此走进当下，被今人理解；而其风险是以今律古，迫古从今，传统的价值脱离历史的土壤。后者则是尽量站在古人的立场上，争取做到“同情的理解”，不脱离古代的具体场景。其好处是让古人讲古代的话，不强作古人的发言人；而其风险是传统的价值不易与当下发生关联。

    是否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讲史方法和角度呢？我想，恐怕很难。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是应该用既宽容而又批判的态度，去对待每一种讲史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