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对聘请的导师要求很高：一要求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二要用新的观点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三要了解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之研究；四要求讲师和研究生要个人接触。国学研究院当时所聘请的几位导师都是20世纪站在人文学科最前沿的巨匠，因此培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大学者。
大师学贯中西
清华的校歌里有一句话：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无论是哪一位清华的著名教授，基本上都能做到东西文化融合。这是创新性非常强的一方面。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很熟悉，但是不护短。他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传统史学，指出其有四个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认为，必须用新的观念去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
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几部纪念碑式的著作，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人文学术成果。
我们欣赏古代的诗词，最好的评语是“情景交融”。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学说——“境界”说。“境界”原来是佛经里的话，他借用来分析古典文学。凡是一首优美的古典诗词，都有一个境界。离开了这个境界就难以品味出它美在何处。这本书出版以后，整个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境界说的提出，就是创新。
教授追求完善
清华当时有一个规定：教授凡教书五年要到外面进修一年，清华承担所有的费用。朱自清于1931年8月奉命到英国休假进修，旁听英文的语音学、文法、作文和绘画课。他还一边听课，一边自己拿钱到皇家大剧院去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
当时北大和清华的所有人文课程都是公开的。在学生的心目中，北京大学一流教授的标准是，一要通晓中国文化，二是必须对外国文化有所了解。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中西贯通，是当之无愧的一流教授。
听他的课，这学期讲魏晋玄学，他是权威；再讲汉魏两晋佛教史，他也拿手。接下来讲英国的经验主义，他基本上用英文讲，讲得逻辑清楚，启发性大。外文系的朱光潜先生讲文艺心理学，这是他常开的课程；他还讲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选。这还不够，朱先生有部著作《给青年的12封信》，谈中国诗词欣赏。朱先生也是一流教授。
过去我国的一流大学都有这样的特点，教授们都自强不息，追求完善，从来都没有以为自己已经达到顶峰了，这是一条很好的人文传统。
校风和谐民主
清华的校风很民主。钱钟书先生考清华数学是15分。但钱先生的英文和中文都是第一，清华破格录取他为西方外国文学系的学生。钱先生是1929年考入清华的，到1932年，仅10月、11月这两个月，他在清华的刊物上就发表了多篇文章。
季羡林先生于1931年报考清华，当时数学分数也不到10分。毕业后，季先生又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他选择学习梵文、吐火文和巴哩文。为什么呢？原来他在清华听过陈寅恪先生的课——佛经翻译问题，对梵文有了学术的兴趣。
清华的人文传统也和校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31年10月，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直做到1948年。之后，梅先生去了美国。原来，清华还有一笔庚子赔款的余款存在美国银行里，只能以梅先生的名义才能取出来。到了美国以后，梅先生的生活很困难，但他没有动用过庚子赔款里的一分钱。
梅先生在1941年写了篇文章《大学一解》，讲到：“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呢？梅先生作了解释：大师和专家不一样，有某一方面的技能叫专家；而大师能够把各种学术汇通，还有创造性，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大学是否能站住脚，要看有没有一批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