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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明的困惑 文明的定义众说纷纭。关于考古学中的文明定义，国际上有一个所谓通行的标准，即以城市、文字、宗教礼仪建筑、青铜器作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根据这四条标准，人们将人类历史截然划分为“野蛮”和“文明”两个时代。这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标准。 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标准极大地困惑着中国的史学家们，也极大地困惑着以五千年文明史自诩的每一个中国人。 由于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列出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表，到20世纪初，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一代中国知识份子中出现了一种疑古思潮，著名学者顾诘刚提出了“层累地积累历史”的观点，认为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后人不断添加上去的。与此相呼应，日本有“尧舜禹抹杀论”，西方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 虽然随着河南安阳甲骨卜辞和殷墟青铜器的出土，在人们面前已展示出一个可触摸的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世界，“疑古派”们也只是将中国历史车轮的发轫之所稍微往前推移了一下，以殷商王朝作为中国文明有物可征的“信史”，在不少中外史学家眼里，三皇五帝时代和夏王朝依然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仍把五帝、夏朝列为“传说”；郭老亦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有一个叫罗伯兹（J.M.Roberts）的英国人，在他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也坚持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论，依然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即中国的历史始于商朝，距今只有约3600年！ 约100年间，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一直在这种国际考古界公认的所谓科学文明定义与民族文化自尊之间痛苦彷徨，难于取舍。人们期盼从河南的旷野中再挖出一个可触摸的夏王朝来，以证五千年文明史之实。 然而，旷野茫茫，在厚厚的历史尘沙遮盖之下，夏王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呢？ 1958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一句话，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农民见他老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是否掉了东西。徐旭生乐呵呵说掉了一座城。没想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正挖的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此后果真从这里挖出了“中华第一都城”：在这片麦田下，探明了3座早于殷墟的大型宫殿基址和一些墓葬及大量陪葬物。但它们是否就是“夏都”，至今还没有被考古界所完全证实。 199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耗资巨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工程”要达到以下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在2000年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而“工程”的《繁本》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获通过。历时数载，这项工程可以说仍没有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之梦。即使“工程”的科学性完全被国际考古界和史学界所公认，离五千年的文明史也还差900余年。 中华五千年文明啊，你的源头到底在那里？！ 二、21世纪之交：文明的多事之秋 21世纪之交真是一个多事之秋。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在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头脑绞成了一团乱麻。人类究竟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生命、宇宙、时空、原子弹、计算机、生物工程……诸如此类的问题充斥于我们的脑细胞。在我们对五千年文明的源头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时，一个叫做“DNA”的东西，又在努力想破解人类来源之谜了。 据报道，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正在合力完成一项庞大的人类寻根计划，希望通过研究人类基因的变异来绘制出一幅“人类迁移图”。他们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这样描述着地球上现代人类的诞生：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成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成直立人。也有构想出另一种过程的，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成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迁出非洲”尚有另一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遗传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北方人群比较单一，南方人群比较复杂，便是人种自南向北迁徙而不是自北向南迁徙的证据。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金力教授和他的团队负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研究，内容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群迁移，民族和语言的产生和分化，人群间的基因交流等。 “这次我们调研的重点将是绘制一幅中国人祖先迁移的地图，用来探究我们民族和语言等诸多进化环节当中的未知问题”——金力教授这样描述着他的研究。这个研究将采集大约2万个DNA样本，力图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了解自己的身世。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宣称，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各地的猿人差异却很大，属於不同的物种，并没有都进化成为现代人。只有东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所以，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李辉也说：“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他们成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祖先。” 这种研究显然超出了文明研究的文化层面，但它对人类文明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中国文明西来说”已又一次回潮。这种“西来说”曾在20世纪上叶名噪一时。 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苏三”的女性网络作家。2003年，她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把“中国文明西来说”炒的热火朝天。她以“大猜想”的方式，提出四川广汉三星堆文明来自西方，“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认为三星堆人是3000多年前从我们后来所常说的那条“南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闪族人和犹太人。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中，她甚至更大胆地认为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也来自西方，是《圣经》中的“约瑟”：“ 《圣经》中的‘犹滴’（Judith）是约瑟的伯母。后来把约瑟敬为神明而称‘华帝’最终却转为‘黄帝’”，“这个黄帝肯定与古埃及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并认为中国的甲骨文，也是西方人的产物。 上述科学家们通过“人”自身的遗传密码探索人类起源的秘密，不失为一种积极尝试，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信息——当然也有不少科学家提出与他们不同的观点。苏三充满灵性和文学幻想的阐释，却只有令已经很复杂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变的更加扑朔迷离。 三、中国人的文明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三皇五帝祖先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子孙会在公元20世纪时开始为探索他们不经意间所创造的文明而限于这般苦恼之中。 中国人的文明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的文明一定要用“城市、文字、宗教礼仪建筑、青铜器”这四条标准来衡量吗？人类自诞生以来，在地球上创造了众多的文明，从世界公认的不同文明诞生与存在的实际情况看，以这所谓四条标准来判定也是不确切的。 城市、文字、宗教礼仪建筑、青铜器，当然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客观物质形态，但它们并非证明一种文明存在与否的既定标准。如：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印度非雅利安史前文明没有城市，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器，西欧亦非在铜器时代而是在铁器时代才进入所谓文明社会的，可它们都是世界上曾存在过或依然存在的最辉煌的文明。 印加文明是在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山区发展起来的印第安古代文明。它的影响范围北起哥伦比亚南部的安卡斯马约河、南到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全长4800公里，东西最宽处500公里，总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可见它十分强大。 然而印加人一直没有创制文字，他们的计数方法是结绳，克丘亚语称“基普”，即在一条主绳上结上许多小绳，用结节表明数字，用不同的颜色和长度表明不同的类别（中国也有类似的“结绳记事”时代）。印加人便以这种看来不可思议的简陋方式操作自己的高度智慧，充满自信地与神对话，与自然对话，在农业、交通、金属加工、纺织技术、制陶业、医药学以及音乐、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特别是在天文、历法和数学领域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为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巴西、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公元3—9世纪为繁盛期，15世纪衰落，最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摧毁，此后长期湮没在热带丛林中。 玛雅人的建筑工程达到古代世界高度水平，能对坚硬的石料进行雕镂加工。建筑以布局严谨、结构宏伟著称，其金字塔式台庙内以废弃物和土堆成，外铺石板或土坯，设有石砌梯道通往塔顶。其雕刻、彩陶、壁画等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著名的博南帕克壁画表现贵族仪仗、战争与凯旋等，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是世界壁画艺术的宝藏之一。 但玛雅文明基本上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工具、武器全为石制和木制，黄金和铜在古典期之末即公元9世纪左右才开始使用，没有青铜器，也一直不知用铁。玛雅文字最早出现也是在公元前后，出土的第一块记载着日期的石碑还是公元292年的产物，这比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晚了约1000多年。 可见城市、文字、宗教礼仪建筑、青铜器并非人类文明的必要构件。不同族群的原始人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感悟，在地球上创造出了不同的文明，它们一起构成了古代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都是地球上烂漫的文明花朵。我们不能以今人拟定的机械的文明定义来抹杀这些多姿多彩的生命存在，虽然今天它们绝大部分早已死亡。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古代文明史没有中断的国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因子令它绵延至今？中国文明的特质是什么？我想，这才是我们的史学家们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找到了中国文明的特质，中国文明的面目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它的源头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或许，还能触发我们对整个人类文明是什么这一更大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界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跳出既有的文明观的藩篱，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寻找中国文明之源呢？“五千年”——也许原本就是我们自己所主观确立的一个时间悖论，它令你永远都纠缠不清！而所谓四条文明标准，对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等已经消失的文明来说，或者不失为给它们量身制做的一条定律；但对于依然鲜活着的中国文明而言，那只是西方人布下的一个陷阱而已。 假如我们能超出既有的文明观另辟蹊径，你立即会有惊人发现，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已经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了。 《易·乾文言·九二》有这样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卦是易经的第一卦，这是中国典籍中关于文明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独到理解和解释。 所谓“龙”，是中国人虚构的一个神圣图腾，龙随云，云生水，它与凤凰一样，是伴随着农业经济的诞生而形成的；“田”也是农业经济的产物，是农耕文化的载体。孔颖达是这样阐释这句话的：“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很明显，“见龙在田”，是对远古农业经济诞生的描述。可见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文明”即指有别于原始渔猎采集生活的农业社会状态！ 在《易·贲卦·彖辞》中还有另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就是以礼乐教化而非以武力折服人，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原则。它是文明的第二层面，即精神文化层面。 《易经》真不愧为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以如此精要的语言准确的揭示出了人类文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涵。我以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文明定义。 我不同意这样来界说文明：文明即“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虽然这是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引进的关于文明的经典定义。 我不认为“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有多么“文明”，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消灭国家和阶级社会来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常把国家、阶级出现以前的人类社会称为愚昧和野蛮时期，如果检讨一下人类创立国家、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所作所为——如贪婪剥削、发动战争、制造残杀、使用原子弹和生化武器等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比原始人更“文明”呢？！ 人类从告别猿属直立行走到今天，已经有170万年的历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和智慧，无不是这170万年的杰作。从晚期智人到今天，也有4万年的历史，我们的所谓文明在这4万年乃至170万年中，又算得了什么呢？人类文明的积累有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在人类上百万年的文化积淀时间轴上，我们究竟应该截取哪一个点来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显然，这个起点不应该是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诞生，而应是人类农业经济的出现。理由如下： 1、农业经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被动地依附于自然的命运，使人类有了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并进而有了积累财富的可能，从而为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分化、国家产生、城市化、社会管理的职业化等一系列更高的文明形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农业经济的出现创立了植物生产和动物饲养的生活资料获取模式，这种模式并非因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发生质的改变，它依然为我们今天的基本生存模式，并将伴随人类始终。 3、从农业经济出现到今天已经有约1万年的历史，这期间，人类社会虽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发展到了信息时代，但农业经济初期所创造的几种食物（如稻米、小麦、玉米及猪、牛、羊、鸡、鸭），依然是我们今天的基本食物种类，它们至今仍为我们所共享，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一切文明创造所赖以发生的生命物质基础。 而所谓国家、阶级等意识形态和城市、文字、宗教礼仪建筑、青铜器，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高级形态而已，以其出现作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是不正确的，虽然它们极大得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所谓“四条文明标准”在西方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用它来描述中国古代文明，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所以我们的史学家、包括考古学家们，在研究我国的古代文明时，常常要在“文明”前面加上不同的定语。这种状况，恰好说明了以这四条标准来阐释文明，显得其涵盖面和准确性不够，因而不符合人类文明诞生的基本事实。 总之，文明的定义我以为还是《易经》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以止”最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所谓文明，就是人类脱离动物形态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社会进步状态，指人类从被动地依附于自然的渔猎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后的发展阶段，包括此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这是《易经》对文明所作的定义。它无疑是符合中国文明实际状况的定义；当然，也是适合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定义。 中国文明从诞生之初起，即一直以农业为根本，以追求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稳定和谐为基本目标。这也便是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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