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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文艺大家都这样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的人爱情就死了；当然，不结婚的人的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处啦。古往今来与爱情有关的经典数不胜数，吸引了无数的人们来研究它们，反复把玩赞叹或惋惜不已。我国古代爱情诗词代有绝唱，但受封建思想影响，许多人都不愿去研究它，实际上这些爱情诗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人的婚恋观。这些爱情诗词大致可分为描写婚前男女相恋相交、婚后的感情变化、悼亡三方面。同时，男女作家笔下的爱情诗词是有差异的：男作家笔下的爱情多代言体，时有艳遇或与妓女的恋情，爱情诗词只是他们诗词创作中的一个方面，而女作家则多自叙传，抒发的大多是自己的真情实感。爱情诗词几乎是女作家创作的全部。再者，受时代影响，爱情诗词先秦时表现为大胆质朴，汉多怨女弃妇的悲诉，魏晋南北朝适情任性，唐乐观向上，宋缠绵徘恻。 在人们精研爱情作品乐此不疲的时候，今天，我想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弃妇。所谓的“弃妇”乃为丈夫所抛弃的妇女，也曾有人将“弃妇”之概念推而广之为“凡是对爱情有追求向往却仍处在孤独寂寞中的女子均可算之”，更有人将精神上被人抛弃、遭人遗弃的女性也理解为弃妇题中应有之义，其实都不乏道理。古代有女人如衣的说法，也有红颜祸水的说法，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错误发生后的借口而矣。在这些借口中承担主角（被动者）的是女人，这大概就是弃妇的由来吧。由《诗经》至汉赋至宋词，由《氓》中女子至兰芝至唐婉，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值得关注的“弃妇”文化。文学长河里的诸多文学佳作都以其内容的简洁明了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种种复杂难测之事，可以说，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始终萦绕着一曲款款深情、亦悲亦丽的挽歌,为红颜所咏、为红颜所泣。其中的弃妇形象砸碎了爱情浪漫而美丽的花环，揭开了婚姻的狡诈与虚伪，也撕开了爱情温情脉脉的面纱后的贪婪与私欲。 弃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上不可胜数。宗法制度首先把女子放在依附男性的奴隶地位，然后设置了丈夫休弃妻子的种种理由。《大戴礼》规定有“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这些规定本身就是对女性奴隶地位的道德和法律的认定，是父权夫权主义的产物和标志，就其具体条款而言，其内涵和尺度也都具有主观随意性，家长丈夫可以利用它来随意休弃自己所不喜欢的子媳和妻子。这从中国汉字之构成便可略见一斑。如“安”字反映出女子不可轻易抛头露面的规矩，足不出户才算安全。又如“男”字，因其是田里耕作的绝对劳动力，故为家庭中的经济来源。所谓“财大”则“气粗”，可控制、支配女人。所以历史上“弃妇”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女性经济地位低下是弃妇现象存在的物质层面。生产力的落后是造成女性被弃命运的致命的关键。女性天生在体能、力气上不如男人，因此在崇尚与自然力抗争的古代社会，一直为男权统治。就如夏娃是丈夫身上活生生的一根肋骨，古代女性大多是家族生产和劳作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女子，将其一生幸福寄托在男子身上，这是经济地位使然，也必然对男子有依附性，想尽一切办法以求男子的永远兴趣，结果往往一生在忧惧中度过。一旦“托”付有郎，则幸福同在。一旦被“弃”，则幸福破灭。所以说，在封建社会，弃妇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弃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品类。弃妇诗早在汉代前就已提出，但是弃妇诗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婚姻也是男人世界中达成某种目的而惯用的手段。比如“昭君出塞”恰恰是以女人易物的罪证，谁又问起她们的幸福呢？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弃妇问题受到古典诗人的密切关注，并写进他们的作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弃妇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方面现实，而其艺术特色也较高，尤其是诗的感伤、哀怨基调较为突出。于是，弃妇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是最具民主性精华的一个部分。面对现实的和历史上哀哀无告的弃妇，古典诗人以博大的胸怀去感受他们的苦难，去抒写她们的不平，以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同情与关注。这些如泣如诉、声情并茂的弃妇诗，是划破漫漫长夜的一道闪电，是一塘死水中不时涌起的几束浪花。 弃妇诗从《诗经》开始源远流长，以后的作品大都受其影响。弃妇诗是《国风》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其中以妇女被丈夫遗弃为题材内容的，诸如《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小雅·谷风》等，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弃妇自叹。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向人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妇女的种种屈辱和不幸。研读这些弃妇诗，对于了解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妇女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认识弃妇诗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促进对我国妇女文学的研究，不无裨益。在《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氓》和《谷风》的咏叹等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 “弃妇诗”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弃妇的情感世界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哀为基础的共同的情感体验，二是以怨情作为情感构成的中介因素，三是以恨作为情感的尖端。即便是浪漫主义伟大诗人屈原的《山鬼》等刻画的弃妇形象，有着痴情而伤感的惆怅，但是仍没有好的方法解脱命运的捉弄。汉魏文学中的弃妇诗，在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呐喊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有着积极而丰富的内涵，因此被历史评论家看好。然而，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不看到它的局限性。不少女性精神上的长期失控，没有唤起抗争意识，反倒孳生以“转嫁”来求取平衡的畸形心理。 《氓》作为《诗经》中最著名的有关弃妇主题的篇章，除了表面哀怨申诉之外，通过对与其夫的结识，相欢，成家，到丈夫的变心的描述，也更深入地反映了作为男性的自私无情及女子在婚姻爱情上的完全不平等。《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说明，无论刘兰芝怎样的贤惠、孝顺，夫妻怎样的恩爱，因为封建礼教及其衍生的男权文化的存在，即使男性没有始乱终弃，对于女性自身来说，幸福依旧是遥远的，是无法张望得到的。这些都从各个角度对封建男权文化之核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谴责。 “弃妇”现象在文学里面的出现，无疑不仅是作者简单地对妇女的一种深切同情，以及对当政者的一些轻轻地质问而已。文人往往靠笔墨去抒情宣怀，给予思想。“弃妇”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意象，去表达文人的内心。怀着对政治的无可奈何，对社会的兵荒马乱的厌恶，文人们开始以现实的东西去展现那个深深的现实。弃妇诗是针对弃妇现象的文学创作，由男性作家的弃妇诗形成的弃妇意象则表达了一种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它潜在的隐喻了古代男性知识分子对皇权的人身依附。但是即使在这些文人骚客心里，他们依然还是深深的三纲礼仪，这些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能变化的。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一整套封建伦理纲常制度及礼教制度得以确立、推广。汉乐府民歌之弃妇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通过她们的血泪生活和抗争，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以前“思妇诗”多元面貌的展现，在文人拟作、代言后，趋向单一，汉魏文人拟作中，思妇、弃妇完全以贞顺自守的面貌出现，即使被弃，也只是自伤自怜、逆来顺受、怨而不怒，表现了一种有节制的情感，其背后原因复杂，牵涉到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对妇女处境的制约，以及政教理念、诗学传统、拟代风气的影响。譬如曹植妇女题材的诗歌清丽华美，“情兼雅怨”，真切动情地写出当时妇女的痛苦、怨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诗人借助弃妇、思妇、盛年不嫁的美女的形象来寄抒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独怨念悲凉的情绪。 中国古代文坛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在“阳盛阴衰”的境况。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几颗耀眼明星外，今人少有所闻。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一批才情焕发的女作家冲破封建罗网，登上文坛，专注于自我遭遇和感受的表述，执着于“表现自我”。她们的叙事抒情总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无论是弃妇哀怨、闺中相思，还是身世遭际、感物咏怀无不是“身边的文学”。她们用血和泪诉说着她们在战争、礼教和男权摧残下的悲苦，也表述她们对纯真爱情和自由幸福的渴望，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她们的“闺音”。 唐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被称为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它的开放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妇女群体在这一时代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独特风貌。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受压迫阶层，唐代妇女仍然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这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是有所反映的。如果我们对唐代现实主义杰出诗人白居易关注妇女问题的诗作进行归类解读，大致可以从贫妇、宫妇、商妇、弃妇、征妇、歌妓等几类人中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复杂的文化环境，揭示出妇女充满崎岖和痛苦的悲惨命运。唐代弃妇诗大约存有四十多首，内容涉及妇女被弃的原因、弃妇的心态、弃妇对自身命运的认识等。虽然作者对女主人公持同情态度，但由于没有触及造成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夫权制度，因而唐代弃妇诗并没有在根本上超越前代。 台大教授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对此有详尽之探讨。这类男性文人为女性代言的思妇之作，在有意无意中，已注入了自己的品味、自己的构思、自己的价值观，因而在将弃妇之怨作为个人情志理念的寄托时，不但未必能反映女性的真实处境，反而由于其表现的女性形象是“应然想象”多于“实然情境”，此类被客体化、符号化了的女性徒具形象，而不具有自我意识与真实生命，从而促使女性真实主体性被消解，因此在男性话语系统中，虽然女性的影像幢幢，然而皆存活在男性想象的虚幻文本世界中，女人虚幻性的“在场”只是说明女人在历史上的“缺席”。 弃妇文学由来已久，自《诗经》以来就有不朽的佳作流传，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到词体文学的兴起，词人不仅继承了《诗经》弃妇诗“愁”与“怨”的基调，而且在弃妇中贯注了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并寄予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诗经》中对妇女问题有深层次的反映，对妇女社会地位定位趋势有鲜明昭示。《诗经》时代，女性依然要从事繁重的劳动，但其劳动的内容和作用已表现出从属性和服务性，经济地位已悄然弱化；女性在情爱中表面上居于中心，但付出大于获取，时时受制于人，难以掩盖其实际地位的低下；女性成为家庭中的支点，然而其作用和地位是反向发展的；大量的弃妇悲剧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跌落是不争的社会现实。 关于从弃妇悲剧命运的思考，不少学者都有大谈的假设，小心的论证。譬如对《诗经》和汉乐府“弃妇诗”中弃妇被弃原因的解释，历来的“男人喜新厌旧”说不符合作品实际。以宗法社会“无子出妻”的风俗制度为视角，妇人被弃实因不育。《氓》、《谷风》等诗中弃妇自诉无亏妇德，有功夫家，但却只字不提曾为夫家生儿育女，这证明她没有生育能力，正是被弃原因。《中谷有》、《上山采蘑芜》等诗中的“苡”、“靡芜”是专治妇人不育症的妇科药物，诗以这种药物起兴，乃是暗示妇人因妇科病不愈而被弃。《苡》一诗虽非弃妇诗，但诗中女子集体采苡时的欢乐，是对苡能“令人有子”的迷信，反证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全系于此。 文学中的弃妇现象是传统的以曲折笔法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手法。文人在帝王的无上权威下，永远地产生一种永恒性的无力感，与弃妇心态形成同构关系。于是，便大量运用“弃妇”作为其情感展示的旗帜，一个古老的意象，从诗经中就有雏形，自楚辞又暗喻君臣关系，至此成为中国古代士人（诗人）消解自身欲求功名而不得的矛盾心理，是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悲剧意识的一个文学意象。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罢了。在那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怀才不遇的诗人摄于文字狱的阴影不敢直言自己的不满，不说又憋得慌，于是便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这就是弃妇文学。当然仅仅这样说是不全面的，这应该也有作者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比较感性的知识分子总是有比较浓厚的女性意识，于是情感表现在创作上便有意无意的有所偏向。当然客观的说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像岳飞那种骨子里有了金戈铁马意识的人基本上不会将感情的表达偏向这一方面的，于是便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所谓弃妇也有真假，因为中国文人士大夫有模仿女性的传统，这也是大男子主义造成的结果。中国的男人们，一般喜欢掩饰自己的感情，需要发泄时，只能在作品中乔装成女性，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假弃妇。古代对妇女有七去三不弃婚姻制度，同时这种制度包涵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道德观再里面。封建社会中儒学，而儒学又强调“德”。所以，儒家学子对弃妇现象的热中，是不是也于这个有一定关系。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以及传宗接代思想等等。许多文体的兴盛往往也与特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譬如弃妇现象在词中就表现尤为突出，词的特性决定了它对女性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只是表面化的，是封建文人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塑造的，在他们心中，弃妇形象几乎等于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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