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是一位富有文学天赋的国际史坛怪杰。他十分景仰司马迁，尊其为古典史家的楷模，并以弘扬太史公文笔优美的书写传统为乐事，取了这么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倒也体贴入微。在美国学界，他可大名鼎鼎，评论界称史氏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奋不顾身地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有一家杂志（《Christianity Today》）更是不吝赞誉，送了他一顶“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桂冠。说是像毕加索，我想指史氏的写作风格不拘守门派，敢于脱出刻板沉闷，甚至带有浓重教条气的旧“范式”，为史学创作吹进一股清风，使之具有了形神兼备的鉴赏价值。听说上海远东出版社已经买断了史氏著作的全部中国版权。目前我看到的有《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等四部，估计其余的还将陆续推出。 

透析穿心的史眼 

在已经出版的四本书中，我特别钟情于最薄的一本：《王氏之死》。说实话，我对《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稍感不满足。史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曹寅和康熙皇帝》，这方面的史料他是熟悉到家了。该书材料主要取自《谕旨》，编排行文别具匠心，文采斐然，但对康熙帝复杂的多侧面性格，描述和关照得不够周全，太多正面的文学烘托。固然思辨本不是史氏之所好，但《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不能脱尽对杰出帝王个人生活的偏爱，缺乏社会历史的纵深感，结果作品有点情长而气短。 

这里，也绝对不是以书的厚薄论得失。《王氏之死》，正文也仅百余页，不足10万言，然而却可以充分领略到史氏驾驭历史时空的真正精彩处。该书主要写了山东郯城县，在明末清初穷乡僻壤的村落里，发生过的几件平常却又心酸的故事。史氏从当时的县志和司法档案材料出发，巧妙扩展和广泛嫁接一切可利用的其它史料，由远及近，挥洒泼墨与细微勾勒交融，使人物和情景凸显出很强的历史空间感和时代色彩感。书中较少“理论”的说教，若习惯于想看历史诠译的人，会失望于未能如一泓溪水那样清澈见底。然而史家特有的“画笔”，托出的是今天城里人非常陌生隔膜的，330年前的乡土中国，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尽相同的滋味，真有几分读毕加索印象画的味道。历史书既然能这样写，能写成这等的模样，对向以拘谨自得的现代中国历史书写方式（包括编写中学历史课本），是极有鞭策意义的善意警示。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把目光转向下层、书写平民生活的社会史意识，但真做起来是何等的艰难！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故事唾手可得，今天帝王将相影视（特别是民间俗称的“辫子戏”）炒作得如此发腻，就是太容易随便抓“料”了，所以急功近利起来。社会史学者愁苦的则是芸芸众生从来都是被各种场合冷落的弱者，有关的史料如大海捞针，渺渺不可寻。凭着不惧“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耐心，史景迁才可能收获到“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乐趣。试问，史景迁要不是寻觅到此前少有人阅读，曾任郯城县令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再设法找来三种版本的《郯城县志》熟悉乡土，又苦心借同时代同区域蒲松龄写的聊斋故事增添心理烘托，怎么能写出这等字字有据的故事，使人可悲可泣可恨可憎之情，不能不油然而动、勃然而生呢？ 

300多年前郯城的农民，一如中国绝大部分贫困乡村，世代在生存线上靠耕织勉强度日，生活内容再平淡不过。他们间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真说不上。死人无算的旱涝天灾与兵匪之祸，如书中详尽描述的康熙四年旱蝗奇荒，七年8.5级的特大地震，崇祯末年绵延到清初的白莲教动乱，以及清军的南下血洗郯城（康熙县志还保存了这段实录，到乾隆修志就已被蓄意抹去），给人以恐怖的感觉，极像雷电暴雨袭过，虽说“惊天动地”，但那是属于他们意志之外的飞来横祸。年年征比、年年交不齐的赋税，已经成了麻木的老故事，愁也没有用，也就不再去“愁”。史景迁巧于叙事，很少用议论，但还是写下了一段极沉重的话语：“清朝的统治者征服中国许诺恢复秩序和繁荣，结束明朝的腐败与缺乏效率，给郯城没有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从1640年后期到1650年后期的十年间郯城的状况依然如故。”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何止十年、二十年？我们不得不钦服史氏把握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度。没有透析穿心的史眼，是决然识破不了变动的历史在乡村突然被定格的奥秘，由此喊出发自内心的哀吁——这真要羞煞一味热衷戏说康熙、乾隆寻欢作乐的编导大腕了。 

深刻耐味的“戏剧性” 

自然，没有了“戏剧性”的故事，也就不会有《王氏之死》的生气。读时使我几近窒息的是，在这样贫瘠透顶的乡村里，作者“采风”到的民间故事全来自用血色涂绘的悲剧，好几条人命官司，还夹带上众多寡妇凄厉的“贞烈”哭声。我想，这样的色彩，并非史景迁先生有意为之。在视察了城外四郊村落，当时的知县黄六鸿也痛心地承认，该地“久被凋残，极目荒凉”，“民间食餍糟糠，面多菜色；寒冬风雪，体无完衣”。既失缺了人生最低最低的必需，还能有什么可以叫做欢乐的事由发生呢？何况，史氏可能也意识到题材太过沉重，时不时故意将文字转向抒情，借蒲松龄的小说拼命发掘穷苦女子内心可能有的“美好幻想”，用笔真够良苦的。 

本书的主角王氏，为农民任洪的妻子，其家空徒四壁，一贫如洗。故事的开始，颇有几分像最近耸动远近的湖北佘祥林案中的张在玉，突然失踪，又突然归来。究竟是因为忍受不了太穷苦的生活，还是出于对真爱的追求，司法档案记录只是说她“跟人走了”，没有别的具体交代。一场杀人“葫芦案”却是由王氏两个月无奈单身返乡后引起的。看过本书的都知道，王氏实为其夫亲手扼死于家。任洪既恼怒妻子给他丢了颜面，又因一次误会，怀恨邻居高某，就蓄意杀妻，出首诬告高某为“奸夫”，雪夜杀了自己的妻子，抛尸林地。幸好黄六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员，发现种种破绽，成功侦破疑案，没有犯下一些昏官经常草菅人命的孽行。翻阅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第十四卷，他告诫做县官的人说：“诸如此类（疑案），但宜细心审度，密加体访，未可自恃聪明，严刑煅炼，枉累无辜……与其杀不辜，宁释不经（缺乏确凿证据的）。”黄六鸿是一个旧时代的县令，但在儒家思想的陶冶下，他突出了生命不可能死而复生，是一个地方官员必须具有的司法伦理。“与其杀不辜，宁释不经”，是作为一种司法规则存在的，说明了我们先人的经验里有不少好的东西，我们能遗忘吗？ 

我想说，对本书里的许多普通百姓，“善”的、“恶”的，对他们作道德的判决，是有点苛刻甚至近于不忍了。身在大上海，居住繁华都市久了，已经远离偏僻的乡村，更不知昔日中国历史包含有多少的苦楚，也不容易体验赤贫会是怎样的人生。因此，与其去看胡编乱造的“历史剧”，不如找来《王氏之死》读一读，费时甚少，但一定会有不小的精神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