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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看作同义语。持有那种看法的学者有时引用一句名言作为立论的依据。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的思想便是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话并没有错，但如果由此引申出前面所说那种结论，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事情至少要看到还有另外一面。中华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育了几千年，能够绵延不绝，始终不散，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并且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很长时间站在世界前列，这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多见，一定有它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的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视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从总体上认识人同环境的关系，逐渐形成一整套为多数人接受的道理和习尚。这不是哪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凭空编织出来的，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强加给所有人的，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的“磨合”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某些“游戏规则”，成为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是非尺度和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它的最初产生，甚至在有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没有这种共同的“游戏规则”，社会生活就无法维持和运转。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用比较史学的眼光写道：“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摩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确实给我们留下许多好东西：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己，“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省吾身”，诚信，廉洁奉公，“慎独”；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吾师”；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民间谚语中也有许多好东西，如“人穷志不穷”，“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民族的这些优秀传统，在不少方面并不能说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所以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当然，即使是祖先留下的东西里面也有消极的、特别是同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故步自封等。这些，直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影响，应当剔除或逐步改造。它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到近代更已大大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这就更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对传统既继承又批判，不断加以发展。
中国曾经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当然决不能忽视。前面说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留下的文化不能说全是当时的统治者根据他们的狭隘需要制造出来的，许多内容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但封建统治者们必定要尽力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游戏规则”纳入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作为巩固和强化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在这方面精心经营，把它理论化和系统化。这就给中国传统文化打上深深的封建主义烙印，两者紧紧地交织渗透在一起，难以分开。后者处于主导的地位。所谓“三纲五常”便是突出的例子。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要泯灭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这些都曾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妨碍中国的进步。其实，对封建文化同样必须作具体分析，它也包含许多值得吸取的有益养料，在它的上升时期尤其是如此，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总之，只要是人类社会留下的文化遗产，都是可以分析的，需要细心辨别它们中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不能像俗话所说：在倒去浴盆里的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
二、今天我们常常谈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这样说是不是自相矛盾而陷于混乱?自然不是。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各国和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再也分不开了。不管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身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有全球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和诸多因素。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建设是做不到的。但经济全球化不等于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世界是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的。
经济和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性质和特征上都有所不同。这来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同。而文化问题又同民族问题无法分开。世界上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居住在相同的地域或环境中，在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回忆，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文字语言，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继续受着它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各自的明显特点，恐怕在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
当然，说难以改变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各种文化彼此总在相互影响着，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在中古时期曾受印度文化很大影响，近代以来更受到西方文化极大影响，给传统文化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这些外来影响如果要在中国生根，最后都中国化了，并没有消灭中国文化而把它变成另一种文化。鲁迅在上世纪初谈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时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前一句讲的是时代性，后一句讲的是民族性。
实际上，西方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它在发展进程中，同样也受到中国、古代中东、伊斯兰文明很多影响。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依然各自有它的文化特征，并不因此变成另一种文化，也没有因此产生一种全人类共同的普世文化。就拿西欧国家来看，它们的文化虽然相近，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不也依然有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并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异常珍惜和重视吗?
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有类似的地方，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思维方式。如果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强调群体意识，近代以来由于深重民族危机的威胁而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而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总体的把握和对立的统一，中医、国画等都可以作为例子。日本学者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带来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性这个事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意思。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持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一开始就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报告的结语只有四小段，而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就有五处之多。
用“复兴”这两个字和讲“发展”，两者既相通又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要靠发展，没有发展便谈不上复兴，可是复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站在世界的前列，而在近代却落后了，在不短的时间内沦落到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半殖民地地位，被别人看作“劣等民族”，这使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无法忍受，渴望要恢复民族的主权和尊严，毫无逊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中国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那么，今天面对的问题讲发展就够了，不需要讲什么复兴。
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不能把它误解为是要恢复一、两千年前的所谓“汉唐盛世”。汉、唐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拿到今天来看，我们只能是发扬它那些优秀传统，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去全盘恢复它，如果还说要恢复到那时去，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决不意味着中国想称霸，那同我们“不称霸”的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它的含义，其实只是如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所说：“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样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里讲的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复兴”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这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可能，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作出极大的努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无论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问题，人们都越来越注意要听取中国的声音。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种状况必须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得到改变。
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曾经在不少中国人中间造成一种很不好而畸形心理，就是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好像对外国的一切都要仰着头看，只有处处跟他们学才算是适应现代潮流。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
拿文化来说，前面提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曾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古代文明，走在很多欧洲国家前面，并不是偶然的。进入十八世纪，这种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以后，西方国家远远走到了我们前面，今天，我们又在奋起直追，取得被全世界视为奇迹的成就。事物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发展着。现在，世界上都很重视中国的声音。在文化领域内，我们也应该有充满东方智慧和特色的中国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方面，决不能妄自尊大，排斥任何外来文化，甚至像以往有些人那样声言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那是荒唐的；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甚至生搬硬套外国学者的某些未必适合于中国的论断而视为时髦，结果，过分热衷于“趋时”却往往容易“过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国情，努力创造出既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来；和世界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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