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与“惧”，其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似乎已经没有区别，《辞海》对“畏”和“惧”的解释，均为“害怕；恐惧”。但在古代汉语中，“畏”与“惧”却是两个概念。例如，孔子在《论语》中，就一方面讲“君子有三畏”（季氏•8），另一方面又讲“君子不忧不惧”（颜渊•4）。

　　细心体会，古代文献中“畏”与“惧”的语义区别在于：“畏”者，是人们对于外在（精神或物质）实体的一种自觉情感，例如《诗•大雅•烝民》说：“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而“惧”者，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莫名情感，例如《诗•小雅•谷风》说：“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征之其他古代文献，个别语词的语义有与这种区别不符者，则为晚出。例如，称怕妻为“惧内”，出于《古今小说》等明代文字。

　　“畏”与“惧”的这种语义区别，具有文化学的意义。对于外在实体的“畏”，必然会体现为（或导致）一定的行为，甚至顺理成章地（合乎逻辑地）导致一定特征的伦理行为方式。这一点，几乎在所有比较成熟的宗教中均有体现，例如佛教畏因果，基督教（敬）畏上帝，都会产生其伦理范畴的结论。相反，作为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状态一种莫名情感的“惧”（或“恐惧”），人们不能理性地肯定其根源，因此它也就未必会导致人们的某种行为，更无从导致一定特征的伦理行为方式。

　　孔子明确肯定“君子”有“畏”。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由于有“三畏”，“君子”在行为上必须要顺从“天之所命”，必须要以“大人”的人格为榜样，必须要符合“圣人之言”的要求；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做到“内省不咎”。显然，恰恰因为“君子”的这种“有所畏”，他才会“不惧”；反言之，“君子”之所以“不惧”，正是因为他“有所畏”。对此孔子曰：“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

　　可以肯定，儒家主张“君子”应“有所畏”、“有所不畏”，如“畏天命”而“不畏强御”。而非君子辈也同样有“畏”、有“无畏”，惟其所“畏”所“不畏”之对象或与君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同样可以肯定，儒家认为“君子不惧”；如果有“惧”即非理想的“君子”。以孔子明晰的逻辑思维，他肯定不会排除非君子辈亦有“不惧”的可能，惟其“不惧”者之缘由或与“君子”不同。

　　由此看来，笼统地讲“彻底的”某种主义者“无所畏惧”太过笼统。这种说法既没有注意区分“畏”与“惧”，也没有注意在“畏惧”问题上存在各种复杂情况。例如，人们常说“无私者无畏”，这或许有一半道理；但同样明显的是，不仅无私者可以无畏无惧，无知者也可以无畏无惧，而无耻者尤其可以无畏无惧。由此又可以进一步想到，“无所畏”果然就好吗？不一定。本人主张人还是应该“有所畏”。“有所畏”是人格升华意识的表现，有助于人们摆脱无知，摆脱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