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地位提升

　　2008年2月11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纪念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普及,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文化水平创造了条件和便利,同时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的正式颁布实行,基本结

束了四百年以来中国人名和地名在外文拼写中的混乱局面,成为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联合国于1979年通过决议,决定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于1982年开始,规定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除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外,还在于汉语拼音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韦氏拼音”更具有科学性、能更准确地反映普通话的发音。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拼音在国际上的使用领域有了更大的拓展。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图书馆已完成中文图书和期刊的汉语拼音编目工作。在这些著名图书馆的网站上,只要输入作者名或书名的汉语拼音,就可以查找到有关的中文图书和中文期刊。汉语拼音在重要国际场合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多。

使用中也面临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汉语拼音在国内的应用还不够规范,尤其是在中国人姓名的翻译拼写方面。例如:姚明在“火箭队”(美国)的队服上印的是YAO(“姚”的音译);刘翔参加2007年英国田径大奖赛接受记者采访时,胸前被别人挂了一个XIANG的标志(“翔”的音译);参加2007年世界女排大奖赛的中国女排队服上出现的姓名是颠倒的,而且名字的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都以缩写的形式出现(如Q.Y.WEI,魏秋月)。中国的体育明星出现在国际舞台时,或有名无姓,或姓名颠倒,或无名无姓,或名字的每个音节都缩写,这种现象不利于平等交流。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来临,依照国家标准和国际惯例对运动员姓名的翻译拼写进行规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对于人名的翻译拼写,我国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也被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目前世界上收词最多、最权威的《新牛津英语词典》中出现的中国人名的翻译就非常尊重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毛泽东”先以汉语拼音形式出现:MaoZedong,随后又标注Mao　Tse-tung(“韦氏拼音”);孙中山的名字则是在Sun　Yat-sen之后标出Sun　Yixian(孙逸仙的汉语拼音),而没有音译“中山”(孙文日本名字的中文读音)。对于人名音译的重视程度,《新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者的良苦用心令我们深思。

　　除了中国人的姓名以外,中国地名的翻译拼写也同样存在着混乱:时至今日,北京的个别媒体在英语节目中还不敢堂堂正正地使用“北京”的汉语拼音,总拉着“北京”的“邮政式拼音”Peking不放手(Peking这一拼写形式是1906年西方人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政联席议会”上确定的中国地名的拼写形式),Peking带给我们的是对历史的回忆,其读音与普通话“北京”的读音相差甚远。有些约定俗成的跟北京有关的名称如“北京猿人”(Peking　man)和京巴(Pekingese哈巴狗),可以保持不变。有些机构为保持名牌效应或为显示其久远的历史而坚持使用Peking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京剧”和“北京烤鸭”是否仍然有必要继续使用旧时的拼法却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作为地名的“北京”,决不可在英语中继续沿用“邮政式拼音”Peking了。在电视里播放Peking　Welcomes　You(北京欢迎你)的英文口号是对历史的无知,是语言文化意识的淡漠,也是语言文化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汉语拼音应用还有广阔天地

　　除了人名、地名的翻译拼写之外,中国特有文化名词的英文翻译也存在问题。用汉语拼音音译还是用英语意译?在很多情况下,二者之间的选择其实是对民族语言文化自信心的考验。不自信的畏缩心理有碍于文化交流。我国很多懂英语的人都将“饺子”意译为dumplings。其实,英文中的dumplings是一种类似中国北方农村过去常吃的面食-疙瘩汤或拌汤,类似于新疆的拉条子。中国的美味佳肴是世人所青睐的,属于中国特有而西方没有的,应该以音译为妥,这样原汁原味,对方觉得新鲜,同时我们也可从中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盲目迎合,枉费心机地去寻找本来在英语词汇中并不存在的意译名称只能说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缺乏自信。

　　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都对各自的地名或城市的命名很重视。韩国首都的英文名称(Seoul)不变,只将“汉城”更名为“首尔”就是典型一例,这其中自然有其深刻的含义。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各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澳大利亚政府于2005年将包括大白菜、小白菜、油菜、鸡毛菜、空心菜、芥蓝和苋菜在内的十四种亚洲蔬菜统一命名(此前,同一种蔬菜有多种不同的名称和书写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和谐社会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增强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心,克服文化畏缩的心理障碍,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在汉语拼音的规范化应用方面做得更好。

　　当我们坐在电脑前发电子邮件或拿着手机发短信时,我们应当感谢汉语拼音带给我们的便利。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该忘记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对《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工作所给予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也不应该忘记卢戆章、刘继善、钱玄同、周辩明、黎锦熙、赵元任、瞿秋白、吴玉章、郭沫若、周有光等语言文字学者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正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生于1958年所说:汉语拼音“是三百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也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的经验总结。”

如何用好汉语拼音这个工具

　　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是非常重视这项语言文化工程的,政府的官方机构曾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标准:国务院于1978年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中国地名委员会、城乡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语委于1987年联合颁发《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1999年发布了《城乡地名标牌国家标准》;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000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并提高使用汉语拼音的规范化水平,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熟悉国家的有关规定,强化语言文化意识,提高民族语言文化自信心;二、在涉及中国人名、地名的翻译拼写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理直气壮地使用汉语拼音。在学术研究中,不得不使用“韦氏拼音”译音名称的时候也应同时标明汉语拼音;三、在翻译中国特有的普通文化名词时,应该采用汉语拼音的音译,避免牵强附会的英文意译。

有没有说话的机会是个话语权的问题;而在有机会说话时,又有如何去说的问题,这同样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一个民族的尊严。享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享有权利、权威和权力。在必要的时候不敢理直气壮地使用汉语拼音是缺少自信心和文化畏缩的表现。文化畏缩可能导致话语权的丧失。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这种文化畏缩的心理障碍。全民意识和有力倡导是达到此目的的基础,在这方面,媒体和学术界尤其应该做出表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