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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发轫于孔子，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扬而臻于大成。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帮助下，儒家精神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坛，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主导意识，从此，儒家精神便不仅深切而全面地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由此深切而全面地塑造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首先，大一统精神的影响。大一统这个词是汉儒董仲舒在解释孔子《春秋经》的基本精神旨趣时提出来的，意思是孔子《春秋经》千言万语，归总为一句话，那就是推重和强调(即“大”，此处作动词用)华夏一统。董仲舒的解释，实际是对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概括和凝练。这一解释深契武帝之心，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大一统的精神深入人心，构成了华人潜意识的一部分。 其次，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庸本来是孔子所倡导的最高一种的修养标准，意思就是处理应对任何事，都能够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比如勇敢，过了便是鲁莽，不及便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孔子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的一种方法论，即不论思维还是处事，都要尽可能符合事情的原貌，不走极端，不搞绝对。中庸之道的积极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走极端，不搞绝对的思维方法使得中国文化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一切外来的异质文化，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从容生长。二是中庸之道使人们懂得并且相信，事情的本来面目多数情况下不在极端的状态中，极端的状态，经常是表面而暂时的表象。这种心态强化了人们思维的全面性，也强化了人们对于正确的东西的追求和接受。当然，中庸之道也有其消极的影响，那就是，一方面，它使得人们的是非观不够明确，在中国式的表述中，明确而单一的“是”和“非”是极其少见的，最常见的是“虽然……但是”式的表述；另一方面，经常的对于明确的是非观的消解，也自然地妨碍了个性的明朗和发展。 第三，历史思维模式的影响。虽然儒家内部有过“法先王”和“法后王”的争论，但是，“言必称先王”式的历史思维确是儒家一贯的思维模式。历史思维模式的好处，一方面是把思维对象放置于历史坐标的大背景下，有利于避免武断和狭隘；另一方面则是可以从历史本身获得借鉴、经验和知识，避免走弯路。历史思维模式的坏处在于，一是它总是把人们的思维指向引向过去，总是先验地设定某种历史依据要人们遵守；二是它使得人们总是习惯于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形成易于满足、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 第四，儒者身份的影响。儒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总称，在血缘上同政治有紧密的关联。儒者身份的这种特殊性，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儒家精神的构成，而且也通过儒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精神。其一，在学术形式上，孔子首倡“述而不作”，以后的儒者更是采用“我注六经”的模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将学术和思想的创新藏在为圣人著作作注解的形式后边。实际上，这恰恰是古代知识分子即儒者对政治的天然依赖性的自然表现。其二，相对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知识更为敏感发达。从孔子以来，他们始终就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倡导和参与社会变革。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的知识分子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关注真理的客观性和实在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将他们的知识分子称作“社会的良心”，如果类比而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先驱”。其三，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因此，他们关心的重点在于政治、社会等人文知识，至于自然科学，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小道泥”而已，甚至于是“奇技淫巧”。这种取向的结果便是，在古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自然科学，却始终生长在个人兴趣的贫瘠土壤上。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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