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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2008年第1期发表张光裕先生《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一文（下简称《试释》），刊布了包括楚王酓（熊）盘、匜各1件，“救秦戎”鬲7件、豆2件、方座簋2件等一批有铭青铜器。这些铭文富有史料价值，本文欲在张先生的基础上就若干问题，谈一些浅见，敬请方家赐正。 为讨论方便起见，先将器铭录下： 酓（熊）盘：楚王酓（熊）作持盥盘（图一）。 酓（熊）匜：楚王酓（熊）作持（图二）。 “救秦戎”鬲（豆、方座簋同）：唯弍日，王命競之定救秦戎，大有于洛之戎，用作尊彝（图三）。 一、競之定 《试释》已将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救秦戎”钟与上述鬲（豆、方座簋）铭联系起来，指出当为同一事件，这是十分正确的。案，钟铭曰： 秦王卑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 两者对勘，可知钟铭的“競坪王”就是鬲（豆、方座簋）铭的“競”，“競坪王”简称为“競”。 李零先生在《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6期）一文中最先将“競坪王”读为“景平王”，即楚平王，“景平”和“平”都是谥号。我们知道，周代的谥号往往多至二三个字，而且还经常简称为其中的一个字，如周贞定王亦称为“定王”或“贞王”等。楚王中也有二字谥号者，如楚考烈王，亦曰“楚考”或“烈王”；楚顷襄王，亦曰“顷王”或“襄王”。在出土文献中楚声王又称“圣桓王”，楚惠王又称“献惠王”。所以楚平王之称为“景平王”或曰“景”，都是毫不足怪的。 楚国有“競”氏，我以前推测就是文献中的“竟”氏或“景”氏，后来李零先生《“三闾大夫”考》（《文史》2001年第1辑）断为“景”氏，是从楚平王的谥号得姓。去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六）》中有《競公瘧》篇，“競公”乃篇中的“齐競公”，即“齐景公”；同书《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也见“競坪王”，无疑可读为“景平王”。这可以佐证李先生的卓识。 《试释》已指出“競坪王”还见于葛陵楚简，看来作为谥号字的“景”在出土文献中毫无例外读作“競”。现在周代谥法用字部分保存在《逸周书》的《谥法》篇中，其中“景”字有三说，一说：“由义而济曰景”。二说：“布义（一作德）而刚曰景”，陈逢衡注云：“《春秋考异邮》曰：‘景者强也。’”三说：“耆意大虑曰景”，孔晁注云：“耆，强也。”（见《逸周书汇校集注》7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案，黄锡全等先生曾将“競坪王”解释为“武力强大或强盛的楚平王”（《“救秦戎”钟铭文新解》，《江汉考古》1992年1期），虽不准确，但“競”字确可训作强劲之“强”，两字古音也相近。《谥法》篇中的后两说的“景”可能都是“競”之假借。先秦考古资料中迄今未见“景”氏，一律写作“競”，而汉代人名中却只见“景”氏，而不见“競”氏。至于《史记》、《战国策》所记战国时楚人“景差”、“景舍”等作“景”字，疑为西汉时的改写。因此，我们认为谥法用字中原本应有“競”字，后与“景”混而为一了。楚国的“競”氏由楚競平王而来，以谥为姓，似可不必改读为“景”。至于“競平王之定”，应该如董珊先生《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中所说，是楚平王之后裔。现在新出铜器中的“競之定”与他应是同一人。 二、洛之戎 “救秦戎”钟铭“秦王卑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中的“秦戎”，前人或以为指秦兵，或以为是秦国的蔑称。现在从新出鬲等器中“王命競之定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之语分析，“秦戎”应指秦地之戎。“”字，《试释》或以为可读为“功”，则“大有功于洛之戎”与“救秦戎”攸关。案此说可从，“救秦戎”的结果是“大有功于洛之戎”，这要联系西周以迄春秋战国时期秦、晋、楚等强国与戎人的关系来阐明。 戎与西周政治相始终，《史记·匈奴列传》云：“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至春秋中叶，“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胊衍之戎。”泾洛之间是西周以来诸戎人长期盘踞之地。值得指出的是，“洛之戎”的“洛”应即虢季子白盘“搏伐玁狁，于洛之阳”之“洛”（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洛阳”下注云：“此雍州浸之洛，非豫州之伊雒。”），指今陕西的北洛河，而非河南洛河。案，今河南洛河古名“雒水”。周公营雒邑在雒水之北，战国时改称“雒阳”。至三国魏时，改“雒”为“洛”，遂称“洛水”、“洛阳”。因此，“洛之戎”是“泾洛之戎”而非“伊雒之戎”。 春秋中晚期以后戎人处与秦、晋、楚之间，不断被兼并，诸戎人依违于强国之间以谋生存，而列强也借助戎人的力量以图争霸。晋兴姜戎败秦师于殽、率阴戎伐周，以及晋、楚争夺陆浑之戎等，都是显例。1957年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所出“荆历钟”有“晋人救戎于楚境”之铭，也反映了晋楚争戎的史实。 《后汉书·西羌传》有几段话概括了春秋战国时戎人与诸强国的关系： 晋文公（前636—前628）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前659—前621）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前572—前558），又使魏绛和诸戎（前562），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前525），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前481），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至周贞王八年（前461），秦厉公分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 至贞王二十五年（前444），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前430），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前335），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前331），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前327）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前319），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 至王赧四十三年（前272），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案，《后汉书·西羌传》所记事件有些不见于《史记》，其年代的推排与《史记》也有不合处。） 春战之际泾洛戎人以义渠与大荔为最强，对秦构成的威胁也最大。晋秦殽之战后，晋国发动的战役多与依附于晋的姜戎等联合从事，但是到秦哀公（前536——前501）时，“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公，是以久秦晋不相攻”（《史记·秦本纪》）。“救秦戎”的起因应是楚人与泾洛戎人的联合。 鬲铭的“王命競之定”中的“王”与钟铭中的王是同一人，应该不是“秦王”而是楚王，很可能就是盘、匜铭中的“楚王酓（熊）”。因此，《试释》指出钟铭中的“秦”字当属上读，衔接已佚阙的钟铭，可从。既然不是“秦王”之“命”，那么“競之定”或“競平王之定”就不是楚人之入秦为臣者可受秦王之命，而是楚人奉楚王之命出兵救秦戎。 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上引《后汉书·西羌传》等史料比勘，战国时期大荔、义渠与秦国交兵主要有如下事件： 一、厉共公十六年（前461），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表》作“伐大荔，补庞戏城”；《传》作“秦厉公分灭大荔，取其地。”） 二、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伐义渠，虏其王。（《纪》、《表》、《传》同） 三、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来伐，至渭南。（《表》作“义渠伐秦，侵至渭阳”；《传》作“义渠侵秦，至渭阴。”） 四、惠文王三年（前335），义渠败秦师于洛。（见《传》，《纪》、《表》无） 五、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见《表》、《传》，《纪》无） [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县义渠（见《纪》）。义渠君为臣。（《纪》、《表》同，《传》作“义渠遂臣于秦”）] 六、惠文王后二年（前319），秦伐义渠，取郁郅。（见《传》，《纪》、《表》无） 七、惠文王后七年（前318），义渠败秦师于李伯。（见《传》，《纪》、《表》无。案，此事首载《战国策·秦策二》“义渠君之魏章”，作“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史记·张仪传》附《犀首传》“李帛”作“李伯”，《西羌传》因之。《秦策》与《犀首传》则记五国伐秦后义渠君起兵袭秦，而《秦本纪》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则作“匈奴”。） 八、惠文王后十年（前315），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见《纪》；《表》系于十一年，作“侵义渠，得二十五城”；《传》作“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 九、武王元年（前310），伐义渠。（见《纪》，《表》、《传》无） 十、昭王三十五年（前272），灭义渠。（见《传》，《纪》、《表》无） 据《试释》研究，这批新出铜器群的年代应介乎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这些事件中二、三可与“救秦戎”事比勘，值得推敲。 案，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当楚惠王四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秦躁公十三年（前430）当楚简王二年，义渠伐秦至渭南（即渭阴，一作渭阳），则是报前此秦虏义渠王之仇。细绎史文，此次攻秦戎人并未取胜，或反为秦国所困，楚人出兵救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洛水南流入渭，楚国出师当经丹水上溯而攻至渭洛流域。铭文的“洛之戎”，可能即义渠戎人，指的就是“秦戎”。此次战役的具体时间，据鬲等器铭中纪时为“唯二日”，“二日”应读为“二之日”，即夏历十二月，当楚之三月。 另外，对比“救秦戎”诸器，钟铭的“卑命”一词相当于鬲等器中的“命”。“卑”字与“辟”、“譬”古音皆属支部帮系字，文献中有相通之例，如《国语·齐语》辟耳（山名），《管子·小匡》、《史记·齐太公世家》、《封禅书》等“辟”皆作“卑”。《老子》“譬道之在天下”，马王堆帛书乙本“譬”作“卑”，是其证。“卑命”可读为“辟命”，有任命、委命之意。或可读为“譬命”，《管子·轻重乙》“辟之以號令”，辟通譬，《说文》：“譬，谕也。”“譬命”则有谕令、明令之意。顺便说一下，“卑”、“畀”古韵不同部，也不见相通之例，故铭文“卑命”不应读为“畀命”。 三、酓（熊）□ 这批铜器非考古发掘品，但据《试释》介绍为“同坑所出”，从器物组合情况看，器主应属诸侯王一级的人物，应即盘、匜铭中的“楚王酓（熊）”。 既然“競之定”（即“競平王之定”）是楚平王族人，则“楚王酓（熊）□”则不能早于平王。 《试释》已指出，“□”作为人名也见于包山楚简。案，古人常见名“休”者，如在古玺印中就多见。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这些带“休”名的玺印，如“夜休”、“梁休”、“童休”、“马师休”、“长休”、“吴休”等（见小林斗盦《中国玺印类编》，另外西周铜器中还有休盘），都非楚系文字印。《广韵》尤韵下收有“恘”字，训为“戾”，恐与铭文“”非一字。“□”字从心，可能是当作休美之“休”来用的，以区别于休息之“休”。上面推测“救秦戎”事可能发生于楚简王时，简王名仲（见《史记·六国年表》），又作中（见《楚世家》）。“仲”、“休”二字形近，或到汉代传写时讹“休”为“仲”，因“仲”、“中”可通假，故又回改为“中”。 馀论 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也许铭文中的这次“救秦戎”本来就是史书缺载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无论如何，“洛之戎”铭文的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公元前五世纪时戎人的势力仍不容小视。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当时泾洛之间有力量攻秦的似只有义渠，况且此后两百年间秦与戎人关系也以义渠为最多。据研究，虽然公元前272年秦灭了义渠，但其残部直至汉初尚存在。 关于义渠的族属，有羌、匈奴、狄等说。《墨子·节葬》云：“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亦见《列子·汤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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