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就儒、道关系而言，一般持儒、道对立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主流，为入世哲学；道家哲学则为出世哲学，自价值观上两者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对立。还有一种稍做变异的观点：儒道互补——积极入世的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意识，而当其于现世中受到阻遏时，作为思想信仰的另一个极端，道家思想则为被现实淘汰了的竞争者们提供了心灵的归宿。一些怀着厌世情绪的人，便以道家思想作为心理的安慰与寄托。诚然，儒、道哲学作为不同的哲学思想派系，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二者又同是中国古典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价值取向、审美境界、思维方式等方面，带有根本性的相同点。

　　一、境界哲学的认同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无论是从哲学的思维模式，还是从哲学自身的价值取向等主要方面都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在人格修炼上，孔子追求的是“无过亦无不及”的境界，老子则提出寻求“无尤”——无过的人格准则。老子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形象比喻，提出“处下”、“不争”而“善利万物”的理想人格，指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认为圣人是为了“救人”、“救物”而出世，以致在现世中达到“无弃人”、“无弃物”的境界；在“仁者爱人”、“克己复礼”这一纲领性命题的支配下，孔子也提出：“君子无所争。”这两个关于圣人形象的描述，真如一模而铸。在价值追求方面，老子认为，由于天地之“不自生”而循自然之道，故乃长久。由此，他提出在人道上，亦应法天道，循其自然。孔子也恰好寻觅到了这一人生哲学的路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当然是现世中的聪明人，他们在动而似水的社会中进取、拼搏而获得个人的成功与欢愉，而仁者则是更高一筹，他能做到“处静”的境界，而获得“寿”——长久的境界。这种价值观上的境界态，真可谓殊途同归。另外，儒家信守“中庸”的思维方式，支配其行为的准则是“无过而无不及”的恰到好处；老子“守中”命题的提出，恰好和儒家形成了遥相呼应。儒家认为，万物皆乃阴阳二气相“和”而生，即所谓的“和实生物”；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由和而达常、恒、长久的境界，自身逻辑体系严密，同时也再现了“中庸”的思维路线：“中庸”寻求和谐的社会，认为圣贤同于百姓；老子批评统治者称孤道寡而致失和，认为“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老子认为，圣人当具有“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形象。由此，他对理想人格做出了一系列的描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算；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这与孔子提倡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人格概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二、思维方式的趋同

　　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因此，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而儒家所尊崇的“天人合一”，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解释自然的思考方法去解释社会。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由此，人要长寿、社会要长治久安，亦当仿行此自然之“无为”之治。孔子曾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其意思很明确：孔子赞颂大舜能够惜民、爱民、于民因势而利导之，顺其自然；于社会、人事不枉加之人为、权力的干涉。因此百姓因其自然而安，社会依其自然而久。故此，孔子赞扬到：大哉！舜乎！唯其能法天而矣。由此我们认为，孔儒与老道既然有着思维方式上的认同的基础，那么，其后之合流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两者对立的根据。

　　三、 价值取向的趋同

　　儒家重民为其哲学基点，孔子曾提出“泛爱众”、“富而后教”等理论观点，视民为国之本。老子认为，成圣的目的在于济世救民，“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显然，两者具有一个相同的思考基点。在人的观念上，儒家认为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老子恰又提出人与自然并举，摒弃传统的人为自然的奴隶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又是一个极为明显的趋同。在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面如战争问题，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孔子赞扬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因而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儒与老子哲学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儒、道合流的渊源何在呢？老子主张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顺其自然、避免过分的人为干扰，“无为而无不为”。孔子首倡儒学，虽是提倡积极有为的创造与进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其前提仍是尊重规律，反对妄为。可以说，自哲学建立的思维基础方面，两者就结下了缘分，这就为其哲学的建立及其发展方向上的趋同，奠定了基础。在评判人的价值方面，道家似乎追求出世，但实质上，老子哲学是从反面肯定人的价值：面对现实的矛盾和弊端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否定的目的，恰是在于为了寻找新的出路，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所谓“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基于自然哲学尊重自然的哲学逻辑思考下的不妄为。前面已讲过，孔子亦提出过“无为”的观点，他赞颂大舜“无为而治”，难道也是宣扬大舜出世吗？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法必然是多元的，儒、道只是从两个不同路径寻找答案。

　　东方哲学作为一个大源，孔、老之学共为这一大源中的涓涓细流。在源头上，二者是一致的。随着生活、时代环境的改变及其观察问题的角度的不同，二者各有其长。但由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理解上的认同，两者又不能不自然地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走到了一起。对于孔儒与老道的合流与趋同，现实及历史——文化的大源已为其提供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