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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 ◆夏柯 刁培俊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丰富：历史学方面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述从》等；在方志学方面有《方志学概论》、《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在图书文献方面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古典目录学》、《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义》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另撰有大量随笔散文，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出枥集》、《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邃谷师友》和《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等十余种。中华书局110册 摘要：来新夏先生的治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根基扎实，领域广泛。他一贯坚持“为人之学”，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研究领域，均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来先生文笔优美，在学术研究之余，致力于写作学术随笔，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来新夏；学术研究；“为人之学”；学术随笔 Abstract: Prof. Lai Xin-xia has inherite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e has always insisted that learning should be serving for people. His academic research is involved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history, choreography, and philology and etc. Because of solid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se areas. Moreover, his style of writing is very graceful. In his spare time, he devoted his efforts to academic essay writing in order to promulgate correct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to serve for the society. 专与博、冷与热、学与用是我们在治学中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位横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成就之突出，在学术界中是很少见的。更可贵的是，来先生一直提倡和实践“为人之学”，如今，年逾8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还撰写大量随笔杂文，并将此作为普及历史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来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常开新境”的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来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学界称誉您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大概也就是说，您在历史学、文献目录学、地方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您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概况吗？ ▉：好的，先谈谈我的本业历史学吧。我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受过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当时正是抗战时期，燕京关闭，北大成为伪大。辅仁作为德国教会学校，受日寇干扰较少，故而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愿任伪职的学者纷纷加盟辅仁，一时名师云集，文史方面就有陈垣、余嘉锡、朱师辙、启功等名家。当时辅仁的学生较少，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点。在这一环境熏陶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大学期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国历史，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汉唐年号变化与政治关系的题目。1949年参加革命以后，我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培训，后来，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师从范文澜先生，开始转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后，我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鸦片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等课程。虽然学术方向有所转移，但我并未放弃古代史。我一贯主张学术不但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反对学问越走越窄，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北洋军阀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点，这要追溯到跟随范老学习的那个时候。当时研究室（建国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那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天在仓库里弄，尘土飞扬，每人只发一件灰布制服，一个口罩。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这是第一步，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1957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著，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写成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强烈，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1957年以后至70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进入八十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史略》。1983年面世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100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科研成果奖。当时我自信心很强，认为50年内很难出现其他北洋通史，因为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述。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可我觉得，历史是丰富和多样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历史的另一面谁来研究呢？这样的历史不就成了片面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了吗？ 以上是我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情况。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目录学。我们读大学时，允许跨系选课，我就选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程，师从余嘉锡先生学了几年。目录学难度较大，比较枯燥，要教好学好都不容易。作为老师，如果涉猎不广，积累不多，没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讲得新鲜生动、引人入胜是不可能的。在极左时期，目录学属于“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八十年代时，我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目录学的课程，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讲了两年多就没继续。我学目录学，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读通了这本书，就掌握了2000多种古籍的大致情况，心中就有了作学术的纲领，无论你做那个领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该领域内的基本书籍，再接触其他的书，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补进这个体系中去。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明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我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我在攻读目录学时，曾经做过《书目答问》索引，一种是从人名到书名，先列出作者，字号，属于哪一家，再列出著作；另一种是从书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属于四部中哪部，再写出作者。通过制作这两种索引，就等于将《书目答问》拆散了又重组，学问就应该用这个做法。你们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书目答问》，那时我就用了这个办法。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地方志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四五十年代之交时，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编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外，还做了四点工作。首先，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了我的学术体系，也就是别人讲的我的“三学”，所以我入选《南开史学家论丛》的集子就取了《三学集》的名称。到晚年后，我又想，干了一辈子学术，一辈子得到民众供养，如果只写了几篇供专业人士观看的文章，意义有限，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和才学还给民众。因此，从80年代以后，我开始了学术随笔的写作。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随笔，与作家随笔不同。我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与信息，就算是针砭时弊，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已经出版了十余种随笔集。最近的一本，是中华书局出的《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所以，我觉的在我的“三学”之外，还有一学，就是学术随笔。以上就是我的学术研究概况。 ◆：来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您在图书馆学的建设方面体现了史学家的通识，您能补充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好的。我是历史系的教授，按照学校的安排，1983年，我离开历史系担任了南开图书馆馆长。1979年我曾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校的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又组建了校本部的图书馆系。在办学过程中，我提出了编写教材和引进人才的“两材（才）方针”。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谈到图书的源流、分类、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所以，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七见向歆父子”的说法。于是，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我就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了建立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我还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七种专业课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涉及图书馆学、文献检索、情报工作、国外图书事业等方面，使南开的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另外，我还增添了“中国书法”一课。有些人不理解，我的想法是一个图书研究者每天和书、文字打交道，也要做一些书写工作，所以，掌握书法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门课开设后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来先生，能谈谈您治学的心得体会吗？ ▉：好的，我想大致谈四点体会。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我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我研究近代史，首先读的是《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因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关系。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做笔记，要会做笔记，不要怕麻烦，怕慢。读书快，但记得不牢，体会不深，快就等于慢；反之，细细研读，做了笔记，慢就等于快，这就是读书的快慢辩证法。年轻人不要自恃年轻聪明，记性好，一定要记得人总有老的时候，得来太易，失去也会太快。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曾有一个“偏见”：没有“废话”的论文多是伪造，那都是靠电脑下载拼凑的“学术百衲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价值。电脑下载是为秘书们伺候长官准备的“急就篇”，做学问不是攒书，不要搞这种“奶妈学术”，要注重根柢，不要做无根之木。 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什么是好文章?能说清楚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的就是好文章，10万字的是，500字的也是。现在设立许多数量的杠杠，这是不合理的。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不要光看，而要调动多种途径。学英语有所谓“快乐英语”，不但要看懂，还要嘴巴喊着，耳朵听着，调动各种感官，才能有效果，做学问也一样。一定要善于写杂记，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看书积累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要马上记下来，否则过后即忘，就是狗熊掰棒子，一无所得。我所说的“积”，就是广泛地搜集，“累”就是不停地增多。每天都要抄一点，记一点，这样“日积月累”，学问才能不断进步。你们一定要重视我国的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都是方法的总结，智慧的结晶，要深刻体会其中的精髓。抄书什么时候最难？打开书，抄第一条的时候最难。一定要沉住气，才能坚持下去。抄书不是盲目地抄，不是做印刷机、复印机，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首先是点读，其次是分析，然后是记录思维的火花。所记的东西不一定很完善，但一定要把思想记下来。在此基础上，将同类的资料和看法归结成小堆，整理以后，写出三、四百字的小杂记。小杂记写多了，再进行分类集合，就可以写出小文章。小文章积累多了，再加以整理，就可集合成一部小书。在小书的基础上，再搜集，补充资料，就能写出部大书来。我的文章和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写成的。所以说，读书研究一定要掌握“分合法”，先把读的书分开，再把它们合并，先分，后合，先有灰石砂土，才有高楼大厦。学文科的人一定要勤于积累。文科是很养老的，年轻时多积累，年老时就足够所用。二十、三十岁时一定要想到有一天会老，脑力体力不会永远旺盛，记忆也不会永远的过目不忘。你们不要被古人所欺骗，我非常反对“一目十行”的说法，这不是效率高，而是肤皮潦草。读书应当“十目一行”，一定要把书吃透。从“一目十行”到“十目一行”的转变很痛苦，但这是真有所得，而不是夸夸其谈。 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决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我一直觉得，读书要做善举，我编著《清人目录提要》、《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成书的《书目答问汇补》，汇总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方便了他人，免去了后来者奔波于图书馆的劳累，延长了他们的学术生命。现在的文史研究之所以进展不快，跟很多学人不屑于为人服务有关。大家都想着尽快搞出自己的一套，默默为人奉献的就少了。“为人之学”必须要有耐心，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成就的。我写《清人笔记叙录》，积累了几十年，到晚年才出版。我现在担任的国家大清史项目“清经世文选编”总共200多万字，没有多年阅读积累，也不可能承担得起。此外，我现在一两年出一本随笔集，工作量也不逊于你们年轻人。总之，任何时候，心中都必须存有一念，即“为别人所用”。“天增岁月人增寿”，只有“为人之学”方能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讲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现在流行“国学热”，我在《中国文化》上发文，说赞同国学，但不赞同“国学热”。现在问你国学是什么？你能透彻讲明白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国学。国学应当提倡，但不是拿国学作工具，谋一己私利。现在的“国学热”不是真正学习和普及国学，而是炒作，是商业行为。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说，于丹的心得是于丹的，不是你的心得，你应当回到经典去求你的心得。学术有“显学”，也有“晦学”，不要光顾“显学”，也要注意“晦学”，不要什么都赶时髦，而要坚持做好选定的方向。比如你是做清史的，清史有很多领域都值得研究，比如清承明制问题，清代国史问题，清代的吏治问题。为什么有了养廉银，却养不了廉？陋规又加陋规，层层相因，这对现在治理腐败很有启发意义。另外诸如漕运、河工、铜政、盐务等问题对当前都有借鉴意义，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只要选中其中一个领域深入研究，踏踏实实地干，都会有成果。等研究有所得时，依然要保持一个“冷”的态度。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坐“冷板凳”与吃“冷猪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学者，只有持有这样的态度，学问上才能有建树，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为百姓所铭记，才能到文庙里吃冷猪肉。做学问不是求荣华富贵，要发财，要当官，就不要走这条道路。当然我讲这点，并不是完全反对当下的学术炒作热潮。炒作也有一定作用，能引起社会关注，扩大学术的影响力，问题是对大众应当予以引导，而不是误导。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误导甚于引导。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国外史学的看法吗？您认为在借鉴他们的研究经验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国外史学，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感触很深，就是国外学者能从基础做起，从关键点切入的治学风格。国外真正史学家的作品都是求真求实的。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著述，也很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我和一些美国、日本的史学家交流，他们都很羡慕中国的文献储藏量，既有档案，又有载籍，还有地方上的金石碑刻，他们认为中国是“无处没有史料”。不过同时，他们也比较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人不太珍惜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一些学者的急于求成，不是自己去源头挑水吃，而是从人家水桶里舀水吃，常常使用二手资料，而不重视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有些外国学者来中国一二年，就泡在档案馆，从源头做起，从最基础的史料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史料功夫很切实，也很注意历史的细节，擅长抓住研究的切入点，比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这一瓶颈期、转型期做文章，所以能有创见，也很有学术价值。另外，我觉得国外学者“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格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搞“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见，经常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求同存异，寻求合作。他们的“和”是从不同中求得的，就像乐队演奏，黑管是黑管，大贝司是大贝司，决不会混淆，但是合起来呢，又能奏出优美的旋律。所以说先得有不同，才能有“和”，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另外，在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也要多加借鉴。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实地调查的传统，但主体上仍然是文献编撰学。历史学应当吸收社会学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应当加强田野工作。我的一个老学长李世瑜是研究秘密社会的，他通过调研美国一个小镇，发现了裂教的160余个教堂，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专门的口述历史研究馆，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虽然不一定都完全真实，有避讳和避重就轻现象，但毕竟是第一手的材料，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重视实地调查还有助于从现实中找寻问题。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迁徙、流量、生息等问题，就选择浙江萧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带着助手，并邀我这个萧山人参加，亲自到萧山实地考察，并就地扩大资料量，从分析当地姓氏宗族入手，寻求人口迁移变动的真实原因。这种深入实际，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就比较接近真实，值得我们吸取借鉴。比如我们研究清代的“堕民”问题，光从文献中爬梳还不够，必须实地去考察。浙江慈城有很多“堕民”后代存在，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就可能得到史书上未记载的资料，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总之，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关注，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择善而从。我是主张融合的，光抱着乾嘉家法不放，并不是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要一味接受，而是要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 ◆：来先生，南开历史学的精神是“惟真惟新，求通致用”，在致用方面，除了专业研究外，您主要是通过杂文的途径把学术返还给民众，服务于社会。您能谈谈历史知识传播的问题吗？ ▉：我之所以写杂文，也是从“为人之学”的角度考虑的。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文献到文献。这点从专业本身来讲没错，但是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就不免有空对空的嫌疑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就是个自我愉悦的过程，是一个人在“独乐乐”，看了许多书，发见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就是给学术圈子里的千百十号人看看，大家一块高兴高兴，乐和乐和，而没有去想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无数倍于圈中人的更多人去了解、去接受。历史学家对这块阵地的拱手相让，正好给那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所以，我是赞成学者去讲历史的，也是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传播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底线，就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提供给大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拿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众的不正常心理，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这是我坚决反对的！这样做比原来的自我封闭和稗官野史戏说的流毒更广、贻害更深！ ◆：来先生，您在专业史家和杂文家间的角色递换如此自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笔，您能透露下历史写作的秘诀吗？ ▉：好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在历史系开过一门写作课。我觉得写作是个技巧活，除了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程序过了，就是八股，没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开写作课时就讲了各种文体，讲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使学生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任何一个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字是把知识传给第三者和更多受众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须予以重视。那么，如何写好文章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积累，要多读、多背、多记名人名篇，丰富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其次是要从小处着手，要学会写小文章。我在辅仁读书时，陈垣先生教我们写文章，就定了个规矩，超过500字的不收。我当时还耍了个小聪明，写小字，一行当两行。陈先生发现后就把我喊去，教导我说只有会写小文章的人，才能写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开。这话我一直牢记于心。另外，写文章切忌一挥而就，要保持冷处理的态度。思考主题时要冷静，写完后不要急着发表，先放放，让思想有回旋的余地。发现了问题，要不怕麻烦地修改。要让三种人给你提意见，一种是比你强的人，一种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种是不如你的人。这样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种层次的人对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见后要继续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别要注意虚字，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点，写文章一定要善于触景生情。文献也是景，看书就是进入到场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世态是最激发思想的，多听多看，就有了内容，就会思考。比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看到许多家长背着提琴盒，背着画板，领着孩子去上培训班，大热天，汗流浃背，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饶了孩子吧》。我看到一些教授热衷于念博士，就写了篇《我好想考博哟》。我写《且去填词》，给宋仁宗翻案，认为宋仁宗让柳永填词，不是狭隘，而是知人善用，要没有他的谕旨，就成就不了柳词的光辉。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就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次我听到楼下的小贩吵架，有人就说：“吵什么吵？该干嘛干嘛去！”这句话就给了我启发，令我思考，现实生活中不就经常有不安本分、一肩多挑、越俎代庖的事吗？有些学者为了行政工作，把学术给耽误了，学者嘛就且去研究嘛，有些文学家担任了社会兼职，何必呢？文学家且去写小说嘛，如果人人做好本职，工人把工做好，农民把地种好，当官的把官当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学者把学问研究好，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 总之，写好文章的秘诀就在于九个字：“背得多，看得多，写得多”，要勤于写，笔头快是练出来的，不是什么人都是生来倚马可待的。 ◆：来先生，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常面临博和专的矛盾，能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吗？ ▉：我的意见是不要怕杂。杂不但有助于开启思路，还可增加见闻。做学问太纯容易闭塞思路，所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并不可取。有些人认为战线不要拉得太长，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量必须得大。金字塔屹立千年不倒，就在于底部宽大。我有个看法，一人一事不宜作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样会束缚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不利于将来教学研究。我任南开校务委员时，曾提出学生住宿应当文理相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念大学时读的《中国史大纲》，跟现在按朝代论述的中国史教材不同，它是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分章节，按时代论述，这就有利于突破朝代的框框，形成通贯的认识。像我写的《书文化的传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总之，不要怕杂，杂而后才能显正。当然也要注意杂而不乱，我提的杂是博杂，而不是驳杂。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学术界和青年学子的期许吗？ ▉：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特别注意避免浮躁之气，要读好书，做好人，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想走捷径的人，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不是靠走捷径求来的，而是靠坐冷板凳，靠积累所得。在这里，我想对你们提八个字：“博观约取，好学深思”。这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方法。“博观”和“好学”是一个范畴，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只有读书多了，涉猎广了，你的视野才能打开，才懂得比较。比如学明清史的人，就应当懂点汉唐的历史，以此作背景，才可以比较，才能明白明清的历史地位。历代的典章制度对前代都有追承和借鉴，所以必须往上追寻，比如明代内阁制对清代的影响，六部理事与南北朝六曹理事的关系，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关系。除了古今比较，也可以作中外比较，比如清代与朝鲜李朝在各方面的关系和比较，都可以启发思维。有了博观和好学的基础，还要懂得深思与约取。学而不思则罔，不懂得思考，就认识不到事物背后的实质。约取就是提炼，一块废铁可以熔化成钢，关键就在于掌握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就应当抓住史料中蕴藏的精神实质。比如清代笔记中记了一个大雷雨后在庄园里留下大脚印的故事，说某地的一个地主，为富不仁，欺压乡民，有一次下大雨，电闪雷鸣，地主家遭到雷劈，夷为平地，现场留下一个大脚印，而其他村民家却安然无恙。这样一个表面荒诞的志怪故事，却蕴含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期许。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挖掘出来。历史是讲究细节的，往往不是桌面上的事，不是太大的事，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就是要从这些问题中约取、提炼、归纳出精神实质来。 （夏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刁培俊，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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