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的道德自律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尽管在 海瑞,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字汝贤,号刚峰,举人出身。先后任教谕、知县、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右通政、巡抚、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等职。自明以来,赞誉海瑞为“清官”、“廉臣”、“忠臣”、“直臣”、“好官”、“真男子”、“大丈夫”、“青天”、“孝子”者俯拾皆是。当时官场利益的驱动使许多士人并不能严格践行儒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念,而把学识仅仅当成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即海瑞所痛恨的“乡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瑞言行一致,不同流合污,始终以圣贤所倡导的完美人格来规范自己,是一个诚实的、完全的书生型官僚。在官场中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故 清廉是海瑞为官所固守的准则。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而人欲横流的嘉靖、隆庆、万历时代,海瑞“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不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奉行俭约,不多拿多占,不贪图享乐,饮食“粗粝羹藿,僮仆悉令樵采。俸薪之外无所取”(《海瑞集》第531页),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在淳安任知县时,“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自瞻。”(《海瑞集》第546页)罢官在家则“斋中列四五书橱,卧榻并无世人物玩,酷类窭生”(《海瑞集》第570页)。海瑞一生两袖清风,去世时,所留家财只有151两(一说10两),连丧事都是御史凑钱办理的。在人人讲求升官发财的时代,海瑞能够学行一致,“性甘淡泊”,以身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爱民是海瑞真诚的政治理念。 刚直是海瑞为官时处处展现的品性。海瑞“正气直节,独立敢行”,在他担任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时,御史来校巡视,海瑞率两位训导迎接,并依宪纲而中立不跪,其两边的训导却因陋习而连忙下跪,来者责问海瑞:“此行者何等礼?”答曰:“宪纲礼。”从此得了个“笔架先生”的外号(《海瑞传》第551页)。在担任户部主事时,海瑞不畏强权,继承历史上“直言极谏”之风,向一度怠政废事的嘉靖皇帝开火,历数皇帝和百官的种种败政行为,斥道:“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并指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海瑞集》第218—221页)这就是妇孺皆知的“海瑞骂皇帝”。当然海瑞之“骂”,是忠君之“骂”,是为国家前途忧虑之“骂”。这一“骂”,更使海瑞“一日而直声震天下”。 在其所处的时代,海瑞尽自己最大努力捍卫法制之尊严,维护行政之公正,在极度混浊的官场里用极度的清廉保全了自己,用自己始终如一的刚直赢得了全社会的敬重。当然这不是海瑞的最终目的,他唯一的追求是治国平天下。然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官僚们为了各自的私利,麻木不仁,视道德为无用,把法制当儿戏,擅于阳奉阴违,惯于贪贿自肥,将国计民生置于脑后。海瑞的个人声望和爱民之举也引起了腐败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迂阔”、“迂滞”、“性急”、“过火”、“志大才疏”、“不近人情”、“不谙事体”等攻击之声不绝于耳。 尽管清廉刚正、忠君爱民、勤事任怨的海瑞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但广大民众却十分欢迎他。海瑞去世时,“士民哭公,至罢市者数日。丧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两岸无隙地。雨泣动天,箪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也。”(《海瑞集》,第576页)他的事迹通过《海公案》、《海公大红袍》、《生死牌》、《朝阳凤》、《忠义烈》、《十美图》等小说戏剧代代传颂。综观海瑞的政治生涯,尽管他认识到在官场中过于认真会“生怨取祸”,但他敢于逆流而动,且矢志不渝。其一生“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行为国栋,德足世仪”,他高尚的品行已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激励后人的巨大精神力量。(作者单位:西北师大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