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而最能展现这一文化风貌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他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中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全书分装成36000余册，约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正式开馆。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陆锡熊（1734-1792），上海人。乾隆52年隆冬，他终因心力交瘁而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四库馆的学者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达360多人，另有抄写人员3826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七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又称“北四阁”。而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的三部，又称为“南三阁”。底本存放于京师翰林院。七部《四库全书》中现完整保存下来的仅三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自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提要》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当时的大学者朱珪在《纪晓岚墓志铭》中也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对该书有着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虽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就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给纪昀等莫大的压力。

    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据说乾隆帝时不时会驾临四库馆。有一年夏天，汗流浃背的纪晓岚忽然见皇帝来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穿上衣，遂赶快躲到桌子下面。其实此时乾隆帝也知道他在桌子底下，最后就装着没看见走了。皇帝出门以后，纪晓岚问身边人：老头子是否走了？恰好被跟着的和珅听见，他以此来问罪纪昀，你为什么敢称乾隆皇帝是个“老头子”？这个野史里说得更是有声有色。纪昀说，“老，万寿无疆则为老；头，万民之首则为头；子，昊天之子则为子。”他解释得非常圆满，乾隆帝当然也很欣赏。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余嘉锡曾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八万块。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