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谈艺录·诗分唐宋》） 其实，这是一个两可的问题，就是说，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对于关心社会、跟现实联系密切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记；而对于那些不太关心社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而言，影响他们诗歌创作和风格的主要因素则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禀性。纵观文学史，那些艺术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诗人，多数是关注社会、跟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我认为，诗分唐宋的传统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时代影响诗人及其创作，有各种途径。仅以唐宋而论，赵宋朝廷在政策上对士人相当优待：太祖赵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镌刻了一块誓言碑，告诫后来的继位者，要遵守三条立国方针，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也向士人敞开大门，使他们有比唐代士子更为广阔通畅的进身之路；对已经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仕途较为顺利、最后官拜二品尚书的白居易，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俸禄数额，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宋人洪迈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说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 但是，宋代有一点是无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几乎没有任何言禁，文艺创作完全处于自由发挥状态。 这就是洪迈所说的“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为此，洪迈列举了很多例子。有：白居易《长恨歌》等讽喻诗、元稹《连昌宫词》，都围绕着唐明皇展开叙述、议论；杜甫更甚，《兵车行》、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整篇都是这类内容；杜甫诗歌中，涉及这类内容的散句就更多了，“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泣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等等等等，难以尽举；其他的，如张祜的《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东》、《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保鸟]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李义山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等诗，也都是写开元天宝年间之事的。 白居易、元稹、杜甫、张祜、李义山等诗人的那些作品，那些诗句，用今天老百姓的话说，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儿有伤口偏往哪儿撒盐；用官方语言，则是给伟大时代、英明领袖抹黑，居心不良，用心险恶。匪夷所思的是，所有这些唐朝诗人，没有一个曾经因此受到过任何来自朝廷和评论界的责难与惩罚，毫毛无损。 洪迈在列举了上述诗人、诗作之后，来了一句画龙点睛的结束语：“今之诗人不敢也。”（见其《容斋续笔》卷二）宋代诗人之所以不敢，是因为不允许，朝廷不允许。不但宋代朝廷不允许，宋代以后的所有朝廷，没有一个是允许的。唐诗之不可企及，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