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作者问题
　　
　　在传统经典中，《老子》一书引出的争议最大。
 
　　一是撰人。著此书的究竟是不是春秋时孔子所问礼的老聃？抑或是战国时的史儋、“李耳”以及其他学者？

　　二是体裁。此书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还是前后延袭的多人作品？是个人原创，还是前人的格言汇编？

　　三是版本。自古至今，《老子》的版本最多、最杂，特别是道教人士要凑成整整的五千言，各家自行增删虚字，弄得各种本子虽然大同，却皆小异。近年出土的简帛本尽管古老，仍然存在着同样问题。究竟哪个版本最为标准？

　　这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撰人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本来，这从老子学派的传承，就能得知大概。先秦学术的传播，限于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一部新著形成，到它普遍推广的时间跨度，可能要经过两三代人，那比隋唐印刷术广泛应用以后要长得多。假设这个跨度是一个世纪，那么公元前4世纪学术界开始引用或阐述的新著，其著成至少要早到公元前5世纪。诸子中最早引用《老子》话的是《庄子》和《韩非子》。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的研究，著书的庄周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65至前290年，韩非约在公元前280至前233年，那么《老子》的著成则至迟在战国初的公元前460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更不会晚于生活在公元前480至前390年的墨翟了。再据《史记·乐毅传》，乐氏之族有“乐臣（当作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这一黄老学派传授系统很明确：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巨公—盖公，共传6代，“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相国就是继萧何为相的曹参，在吕后时稳定皇室有功。他是公元前200年的人。假使上述师弟传授时年龄平均相差20岁，曹参上距河上丈人也该有120年，所以这位祖师就该是公元前320年战国时的人。汉代流行的《老子》版本，较早的是河上公注释本。“河上公”无疑就是这位河上丈人；既然他能够进行注释，在他前面的老师肯定还有好几代，通过一定时期的讲授，才有必要写出注本。总不会老子的书一脱稿，未经经师讲授，便有人加以注解？按照这一线索，《老子》成书时代也不能晚于墨翟。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两种版本的《老子》帛书，考古界称之为甲本和乙本。因该墓葬于公元前168年，而乙本书体以隶为主，而且书中的“邦”字多改为“国”，避汉高祖刘邦的讳；但并未改“盈”为“满”，改“恒”为“常”，来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的讳，所以抄写时代不会早于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6年，也不会晚于刘盈即位的公元前194年。甲本书体以篆为主，并不避刘邦的讳，应该是公元前206年以前所抄，但估计年代要早得多，应当就是战国时期流传的版本。甲乙本时代虽然一前一后，但篇章内容比较一致，两者都是《道经》在后，《德经》在前，与河上公留下的今本正相反，可见原著篇序本来如此。河上公的注本完全从道家观点出发，将《道经》提前，理所当然；可是后来注本将河上公篇序一律沿用至今，习称《道德经》，反而觉得帛书奇特了。不过用帛书来作为《老子》成书早于战国的证据，还显得底气不足。

　　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三种节抄《老子》的竹简，总字数约1700字。考古者根据此墓随葬品与邻近的包山二号楚墓所出近似，而按照包山墓中出土竹简上的纪年材料，可证此墓约葬于公元前316年前后，故郭店墓亦应葬于这一时期。从竹简《老子》的书体看，甲种抄写时代应该最早，大约可早至春秋晚期。但这三种楚简所抄，皆属按需摘录；由于并非全本，不仅没有篇序，连章序也很杂乱。

　　然而，简本《老子》的发现，那些猜测《老子》作者是战国时人的种种言论，基本上可以否定。如果那是春秋作品，则作者自非老聃莫属。因此《老子》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著述，成为诸子百家著作的渊源，完全可以定论。
　　
　　二、《老子》体裁问题
　　
　　《史记·老子传》只说老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并未说分多少章，所以分章并非原著就已定下，而是后人的整理结果。河上公本（简称河本）开始分为81章，目前通行本均按照这一框架。古老的马王堆帛本虽然《道》后《德》前，整体上也是两篇，但其中却有分章符号，与81章的分法相同者多，仅个别有一些相异，还有几章的次序前后有变。比如河本第80、81章位于全书末尾，帛书甲乙本却放在第66章与67章之间；第24章放在21章之后、22章之前；第40章的位置与41章对调。这些变动，都是整章搬移，文字结构没有拆散，由此证明原书的体裁，本来就以章为编写单元，而不单纯以篇为单元。由此可见，河本分章尽管不能百分之百符合原著意图，但大体不差，倒能够肯定。

　　在简帛本发现以前，就有研究者从这种零零碎碎的体裁想到，可能《老子》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比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1926年所著《老子原始》就认为：《老子》“是荟萃种种材料而成。”[2]他举出的理由共有5条：

　　1．书里重复的句子很多。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即重见于2、10、51章；“挫其锐，解其纷”，重见于4、56章；“塞其兑，闭其门”，重见于52、56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重见于30、55章。又“自见者不明”4句在24章，而22章仅反过来说成“不自见故明”4句，实际上是一回事。短短五千言就有那么多重复；如果是一个人的作品，便不会有。

　　2．全书文体不一，15、21章像赋；5、79章有的句子像铭；还有不少地方像散文。有些地方用韵，又有些不用。

　　3．按书中协韵规则，同一字（如“居”）在两个地方要读成两个音。一人之作就不会这样。

　　4．意味相同的助字，用法不统一，有任意性。
 
　　5．内容不纯为道家之言，有法家、兵家、神仙家之说，而且前后矛盾不少。
 
　　这些论点大多有根有据，符合逻辑。可是l～4条所举的情况，即使在同一个撰人的身上，并不是不能够发生；特别是一部著作（无论长短）如果撰写时间较长，那些毛病有时在所难兔。例如《史记》尽管是司马迁一人所著，语句重复、文体多样这类毛病却多的是。至于第5条所述的理由，看来不能成立，因为那时还分不出什么法家、兵家。应该说，后来的百家，都在道家的《老子》里汲取了营养。

　　华人学者中，也有持武内那种看法的，比如1963年刘殿爵《老子：道德经》认为：《老子》绝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编纂之作。其文字来源驳杂，观点多样，仅仅因为使用了相同词句而被合为一书。[3]还有些观点相同的学者，则说《老子》是格言的汇集。
 
　　在他们这些论调中，最大的毛病是用现今的写作条件，来要求两千年前的古人。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历史辩证法。要知道，上古的作家手里没有纸，只有笨重的竹简或昂贵的丝帛，哪怕写上一个字也不大容易，而且写错了改起来也特别费劲。他们室内照明很差，偏于昏暗，想找点参考材料来看，条件有很大限制。尽管老子是档案馆馆长，有翻阅资讯的优先权，但成捆成卷的简帛，摊开也挺困难。我们今天哪怕写一篇短文，也要反复修改好几遍，使前后语气一贯，全无重复，让人挑不出毛病；更何况写一部传世之作，那些讲究，应当更多。但这些情况，古人不可能有。半世纪前《老子》研究者已经做过非常细致的工作，重新将全书文字整理了一遍，删除前后重复词句，移动显然累赘的文字，确实使《老子》面目一新（如陈柱、严灵峰的工作）。读到这些成果的人，也相信原来的《老子》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可是简帛本出土以后，那些工作全都白费了：原来《老子》祖本就是那么重复、累赘。

　　应当指出，《老子》可是中国头一部私人作品，书中常常大胆地采用第一人称，如“吾不知谁之子”（4章）、“吾以观复”（6章）、“我独泊兮其未兆”（20章）、“吾何以知众甫之状”（21章）、“吾不知其名”（25章）、“吾见其不得已”（29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37章）、“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43章）、“善者吾善之”（49章）、“吾何以知天下然哉”（54章）、“吾何以知其然哉”（57章）。“天下皆谓我道大”、“我有三宝”（67章）、“吾言甚易知”（70章）、“吾得执而杀之”（7章）等等，篇幅不大的书中用了这么多“吾”“我”，还能说是把许多人的作品凑在一起的“编纂之作”么？

　　老子之前，写书并没有一定格式。几句话写成一段（后人称之为一章）以后，接着再另写一段，前后不必连贯，而且段落可长可短，比较自由；那应该是最适合当时书写条件的做法。在老子之前，又可能有不少专载格言的书存在，比如与马王堆帛本同时出土的《黄帝四经》中，有一篇《称》，便是格言的汇集。其中有些用韵，有些不用，文体不尽相同。老子肯定熟读了那些古书，也许从中受到不少感染，所以癖好称引上古格言，形成一种独特的创作作风。但他的书决不是格言汇编。
　　
　　三、《老子》版本问题
　　
　　朱谦之《老子校释》将传世《老子》版本分为石本、写本、佚本、道藏本、诸刻本等，共列出103种，各本篇章体裁虽然基本一致，但文字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差别。[4]马王堆甲、乙两种帛书，是完整的《老子》书最古老的版本。不过许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看法：虽然帛本最老，本子却不是最好。因为抄写中有不少夺误；又用了许多异体字、假借字，比较难读；助字特多，文字不够简洁。

　　更加古老的郭店简本三种《老子》，是个任意摘抄的本子。虽然以章为单元去抄，但是既不按河本分章的顺序，也不一定把整章原文抄全。由于出土时竹简是散乱的，整理时也许没有完全恢复原貌；但总体上感觉当时抄得十分随意，显然抄者的想法主要是拿来自己看的，所以不必讲究。这三种抄件，按整理者所定次序，依照河本章号排列如下：
 
　　甲组——19、66、46、30、15、64（部分）、37、63（部分）、2、32、25、5（部分）、16（前半）、64（前半）、56、57、55、44、40、9。

　　乙组——59、48（部分）、20（部分）、13、41、52（部分）、45、54。

　　丙组——17、18、35、31（部分）、64（下半）。

　　简本应是从完整的《老子》书上按需摘录，犹如读书札记，因而并未照顾到原书的前后顺序。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则有抄者自身的考虑，比如乙组主题偏于修道，丙组主题偏于治国等。有人认为，这三组应分别抄自三个不同的原本，也许那时民间流传的版本就有文字大同小异的多种。其根据，一是“无”字甲、乙两组都抄作“亡”，只有丙组作“无”；二是甲组和丙组都抄有第64章的相同一段，可是文字却有好些差别。其中甲组可能抄自最古的本子。

　　但也有一些学者存在着不同看法，认为这三组就是《老子》祖本，并非节录。它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充实，不断修改，才逐渐形成今本。比如甲组第56、57章相连，两组第17、18章相连，表明原著这两章本来就没有分开。[5]这一意见，明显比较牵强。裘锡圭指出，即使把这三组抄件看作零散的老子语录，也很难设想，有人竟能把在一二百年之内流传的多种老子语录，内容丝毫不漏地合编成五千言。今天这三种语录，全见于现在传世的《老子》中，那真也太凑巧了。

　　笔者注意到近年出土的各种简帛古书，全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假借字特多，而且用得没有规律，同一个字，这里用假借，另一个地方却又不用，而且异体字用得也很自由。李零曾经指出，“亘”、“亟”二字经常互混，似乎当时允许这么混用。笔者发现帛书《周易》上假借字大量存在（许多卦名与现在熟知的音同字不同），“象”字全都写作“马”，也该是同类情况，以致邓球柏硬要曲解“两仪分四马，四马分八卦”有特殊道理，上了假借的当。

　　第二个特点是，简帛本所抄内容与原著多数不会一模一样，总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古书里常有一些并列词句，如《老子》第12章，河本以“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为次序，而帛本次序却是“五色”、“驰骋田猎”、“难得之货”、“五味”、“五音”；第14章，河本与视、听、搏对应的是“夷”、“希”、“微”，而帛本却是“微”、“希”、“夷”；第41章，河本“大白若辱”与“大方无隅”几句连在一起，而帛本却放在前面“上德如谷”之后；第80章，河本“安其居，乐其俗”，帛本却是“乐其俗，安其居”。像这一类并列句谁前谁后，有时无关紧要，抄者似乎也很随便。比如文字与今差异最小的帛书《周易》，其卦序却与今判然有别。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老子》简帛本文字的相互差异，完全不用奇怪。
 
　　其所以有此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古时文化界有那种陋习，见惯不怪。一因当时流传的字不是特别多，或者说识字的人认字不很多，所以常常习惯于写别字：二因古代书籍没有出版一说，全凭抄写，抄录雇佣军责任心不强，随心所欲；三因过去教书读书少有课本，全凭背诵，抄书者也习惯背诵，所以难免把字错写成音同或音近的字；四因当时抄完书后，并没有校对的习惯，当时对于版本问题极不重视。

　　上述那些抄写习惯带来很多弊端。同一本书，各种抄本总有几个字存在差异，在上古时代几乎没有十分标准的版本。自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之后，他们校理过的古书才有了定本。这些情况，在出版业兴隆的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古人写作时，无论动机和效果与现今都大有区别，以致今人不好理解。那时没有地方发表作品，文章写好以后一般是自我欣赏，或者准备存之名山，传之后人。所以文章也不用标题，想到哪写到哪；而且不用分篇分章，要断就断，要连就连。有时把别人作品整段抬过来，也不算抄袭，因为大家都没有版权。当读别人的书、想抄录一段时，也不必按原文忠实抄录，或录其大意，或摘其数句，有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夹着写在里面，称为“抄撰”，这在当时完全认可。因此先秦时代的《山海经》里，能夹进秦汉时的地名；号称文王撰写的《周易》卦爻辞，出现成王康王时的内容。这些风气直到宋代，都没有怎样改变。像北宋编纂的《太平御览》上摘录的古书句子，与原书核对，文字也常常有异。举例言之，就连其中所录《蜀王本纪》，同一段原文抄在不同的卷中，文字竟然完全不同。这种例子还不止一处。

　　根据这些“抄撰”习惯，我们必须澄清一些误解：并不是时代越早的抄本，就越接近原著；因为传抄过程中并不全都一丝不苟，不存在随意改动的现象。古书的定型化过程，基于印刷术的昌明之后；在前则依靠官方的整理，比如刘向父子校书。古人对古书作者和时代的记述，常有师承，今人不应动辄疑古、辨伪，推翻成说。这倒不是一种保守主义，因为我们对古代的实情，实在了解甚少，常常自作聪明，以今拟古。近年考古发现给人们上了好几课，原先论证得十分精确的结果，古本一出，却发现全都错了。

　　总而言之，《老子》确为春秋时老聃一人自撰。写作时以章为单元，但前后并不连续。简帛本的发现，证实了它成书甚早，传抄本子颇多；而各本文字略有不同，却应看成古书的一种共性。在文字的差异处，究竟哪个本子最可从，须个案研究，并不是时代越早的抄本就越好。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1935年。

　　[2]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

　　[3]转引自[美]韩禄伯：《简帛老子研究》，邢文改编，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

　　[5]《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其中汇集了各种看法与意见。 　

　　【原载】 《文史杂志》 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