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范围颇广，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等。文化既有时代性(历史性)，也有民族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良莠杂陈，其内涵究竟如何界定和评析，真乃让人挠头的大大难题也。正值春风送暖之时，一条文化新闻扑面而来，让我五味杂陈，诸位可否已“先睹为快”乎？ 

 　据3月2日《大众日报》报道，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3月1日在京举行，标志着这一国家宏大文化建设工程步入操作阶段。对此，不仅与会各界人士心情激动，就连远在海外的华人，甚至美国纽约市市长，也致电祝贺。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应是好事，而好事则要力求办好。不过，鉴于我国文化建设中的诸多历史教训，谨防此举陷入误区而劳民伤财，甚或将文化建设变成似是而非的、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贻笑大方的瞎折腾，恐怕是大有必要的。民间曾流行一个段子——“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给飞机装倒挡，给黄河安栏杆”，讽刺那些不切合实际的痴心妄想者。这对于近些年来文化领域不时亮相的种种“创新”之举，也算是个提醒。从媒体披露的信息审视，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也存在一些问题，让人疑虑。

　　众所周知，文化发展和演变有自身内在的范式和规律，必须紧紧贴近实际、贴近民众。然而，在该工程的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中，难觅真正懂得文化问题的学者或专家的踪影，而地位显赫的地方官员则当仁不让、忝列其中，这虽然突显了领导重视的一贯传统，但总让人闻出传统官本位社会中官者通吃、君临一切的怪异气息。
 
　　被称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的米塞斯，曾针对官僚体制的种种问题，于1944年出版的《官僚主义》一书中指出：“官僚体制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是一种手段，可以被用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有一个领域，即政府机构的管理，官僚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时至今日，我国正大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权力覆盖一切的传统政治格局早已发生重大改变，但防止和破解官僚体制无序扩张的任务依然艰巨，不可掉以轻心。

　　去年，知名学者李零置大众的趣味于不顾，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彰显出其独立、清醒的批判精神。书评家丁国强先生在2007年6月15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李零所对抗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那些强加给孔子上的种种谬误，而这种种谬误的出发点就是掩饰孔子的真实面目，按照政治功利的目的首先要给其戴上神圣的面具，以达到掌握话语霸权的目的。……如果没有对孔子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对《论语》文本的细读精解，孔子就只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肢解的符号。无论是尊孔，还是批孔，都是按照各自目的对孔子进行符号化加工的过程。热捧也罢，痛骂也罢，都与孔子关系不大。在孔子的招牌下面，有多少谎言、骗局，高明的或拙劣的表演在变着花样呈现出来，甚至连‘重新认识孔子’也成了一种借口。”就中华古典文化而论，我们既要与时俱进，使之不断丰富和革新，以融入现实生活世界，也要警惕中华古典文化被物欲、资本、权力等因素浸淫、扭曲或篡改，从而背离了文化的原意和功效，异化为某些人或群体获取各种功利的招牌或工具。

　　在我看来，如此巨大的文化工程，筹建目的不可小觑，必须端端正正。然而，“中华文化标志城”打着中华之名，却有名实不符之嫌，未免遭人诟病和狐疑。“中华文化标志城济宁市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于2007年12月发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初步规划汇总方案》“前言”谈道，“山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文化标志城工作，省九次党代会作出了‘实施孔子文化品牌带动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部署。”“省委九届二次全会报告”则指出：“要搞好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使规划建设的过程，成为全民讨论、形成共识的过程，成为扩大齐鲁优秀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过程，成为进一步确立山东文化建设领先地位的过程。”这已经明显透露出这一工程的真实目的和旨趣所在。中华文化洋洋大观，岂是一地一域文化所囊括的？这一工程似乎美其名曰“齐鲁文化标志城”更为妥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