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外人”一语三度出现，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当是“外国人”或“方外人”的略称，然而长期以来被误读为“桃花源外面的人”。误读可归纳为四种情况：一、只是单纯误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一语；二、对“外人”的误读造成《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的解读矛盾；三、对“外人”的误读使论文本身出现逻辑混乱；四、以对“外人”的误读为主要依据，构建“纪实说”或“虚构说”。《桃花源记》确实有纪实因素，也不排除有虚构痕迹，但是二者皆不应建立在对“外人”一语误读的基础上。 陶渊明《桃花源记》（以下简称《记》）中“外人”一词三度出现，依次如下： （1）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2）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则其男女之衣著，必不可能随着桃源外汉、魏、晋各代衣著之变化而变化。如此，当渔人进入闭塞五六百年之久的桃源时，对桃源人的衣著感到奇异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故此处“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必不应指“桃源外面的人”，而当是泛指武陵渔人所不熟悉的、非常陌生的、异样的、异域的、异族的、异类的、异文化的人，也就是说，此处之“外人”，当是“外国人”或“方外人”的略称。 关于桃源人的衣著，在与《桃花源记》互为表里的《桃花源诗》（以下简称《诗》）中有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无新制，没有新的样式也。与《记》可互为注脚。王维《桃源行》诗云：“居人未改秦衣服”，亦可谓深得渊明旨意。 按说，《记》所叙故事虽虚而若实，语言风格又特别质朴自然，文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一句，既无僻典，亦不佶曲，若待之以平常心，作自然解读，其义本不难明，岂料多年来误读迭出，还因此而牵连出对《诗》的误读，甚至成为构建“纪实说”、“虚构说”的重要依据，影响到对作品的整体评价。 第一种情况比较简单，只是单纯将“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中之“外人”误读为桃源外的人。如唐满先《陶渊明诗文选注》中《桃花源诗并记》［2］69［注14］云：“这几句说：人们在桃花源中来来往往，耕田劳动，男男女女穿的衣服，都和外边的人一样”；甫之、涂光社《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译注讲析》中《桃花源记并诗》［3］299［注8］云：“其中五句：这里的人，来往耕作，有男有女，穿戴打扮全和洞外人一样，……外人：指洞外之人，即现实社会的人。” 误读的第二种情况稍复杂，对“外人”的误读造成了《记》与《诗》的解读矛盾。如林俊荣《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中之《桃花源诗并记》［4］83《记》之［注21］云：“悉如外人——都同外边人一样”。而在《诗》之［注12］中又云：“‘俎豆’两句是说，礼法衣裳都还保持先秦古风”。如此，既云桃源人衣著“都同外边人一样”，又云“还保持先秦古风”，岂非矛盾？再如渭卿《陶渊明诗选》中之《桃花源诗并记》［5］178［注21］云：“悉如外人：都和桃花源外的世人一样”；［注61］又云：“此二句言祭祀礼法和衣裳的款式还是先秦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同样发生矛盾。类似的还有李华《陶渊明诗文选》中之《桃花源诗并记》［6］72［注17］云：“‘其中’三句：是说山里人往来耕作的情况和男女的穿戴，完全和外边的人一样。”而［注50］又云：“‘俎豆’二句：祭祀大典仍用先秦的礼法，衣裳也没有新奇的样式，意思是仍保留着三代淳朴的古风”；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6中之《桃花源记并诗》［7］479［笺注9］云：“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意谓桃花源中往来耕种之情形以及男女之衣著，完全与桃花源以外之人相同。‘悉如外人’指种作与衣著等各方面之生产生活习俗，犹此诗所谓‘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笺注35］又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意谓礼制与穿著均保持古风。” 以上4例，都是因为将《记》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中“外人”一语误读为“桃源外面的人”，从而与对《诗》的解读发生了矛盾。 在此还想顺便一提的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一句的读法，应当是说：其中往来种作之男男女女，其衣著如何如何。正如前引唐满先所云：“人们在桃花源中来来往往，耕田劳动，男男女女穿的衣服，都如何如何。”甫之、涂光社所云：“这里的人，来往耕作，有男有女，穿戴打扮全如何如何”等等，而李华读为“是说山里人往来耕作的情况和男女的穿戴，完全如何如何”；袁行霈读为：“山里人往来耕作的情况和男女的穿戴，完全如何如何”、“桃花源中往来耕种之情形以及男女之衣著，完全如何如何”。这种将“往来种作”与“男女衣着”并列起来的读法，当亦属一种误读。 误读的第三种情况，对“外人”的误读使文章出现逻辑混乱。收进《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8］一书中的李华的《〈桃花源诗〉赏析》一文云： 作者云：“‘外人’在《记》里用了三次，意思都相同”，等于说“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是指桃源外面的人。而这种解读与作者前面所云“古今衣着发生很大变化” 的说法显然相左。其实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样解读必然与《诗》发生冲突：“诗里说桃源人衣裳简古，岂不和《记》里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发生矛盾？”问题在于面对此矛盾，作者不反思对“外人”的解读是否有误，反以揣测口吻自作解脱云：“我想，就渔人的眼光看，桃源人的简朴衣着和山外的平民百姓相比，恐怕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并进一步解脱云：“即使桃源人的衣服样式与山外的不同，因而《诗》和《记》的说法显然矛盾的话，我觉得也无大碍。因为《记》是写传闻，《诗》是写感想和体会，不必强求一律。”我们知道，《记》与《诗》因文体不同，在语言、结构、风格等诸方面确实是“不必强求一律”的，而且渊明也未令二者一律；但是，在《记》与《诗》之间，关于桃源人的衣著如何，渊明没有任何理由故意制造令读者困惑不解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因为这个桃源故事毕竟是以真实可信的语气讲述的。 误读的第四种情况，是在对“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误读的基础上，构建了“纪实说”或“虚构说”。 关于“纪实说”。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9］中收录了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文章开篇即声明：“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以明界限。”［9］338 此“纪实说”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之“秦”，不是“嬴秦”，而是“苻秦”。作者在着意沿着“纪实”方向“别拟新解”的文脉中，对于“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一句的读解十分关键： 由苻生之暴政或苻坚之亡国至宋武之入关，其间相距已逾六十年或三十年之久。故当时避乱之人虽“问今是何世”，然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9］345 说桃源人之先世是因避苻生暴政或苻坚亡国之乱而入山的，所以与源外隔绝仅有数10年之久，故桃源中人虽问渔人“今是何世”，但短短数10年间桃源外衣著变化不会太大，所以在渔人眼里，桃源中之“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该文在“总括本篇论证之要点”时又再次强调云：“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显而易见，该文“纪实说”的构建是以“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这一判断为主要基石的，而这一基石又是建立在误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为桃花源外之人的基础之上。 这里首先将“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误读为桃源外之世人，然后又指出这种解读的结果有违常识：“是则虽隔绝六世纪，内外服装仍皆相同，了无变迁，有是理耶？”此时作者其实已经发现将“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解读为桃源外之世人是不合情理的，但是却不因此反思对“外人”的解读是否有误，反而将思路导向他方，得出结论云：“此可知其为虚构者一”。我们由此可以得知，对“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的误读，是赖义辉《桃花源记》“虚构说”的第一依据。 综上，愚意以为，《桃花源记》确实有纪实因素，也不排除有虚构痕迹，但是，二者皆不建立在，也不应建立在对“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一语误读的基础上。 日本学者一海知义《陶渊明——虚构的诗人》一书［11］，亦将“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误读为“从这个桃源乡所看到的外面的人”，其理由之一是古今中国语中之“外人”均无“外国人”含义。这是关乎如何解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的关键问题，本文以下拟就“外人”一语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否有“外国人”含义的问题专作考论。 该书第一章“《桃花源记》理想国故事”中之“桃源乡的居人们”一节，作者首先引述了《记》中“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段，然后解读云： 可以看到田间往来及努力从事劳动的男女们，他们的衣著全都与“外人”一样。还看到“黄发垂髫”——茶褐色头发的老人和垂发的幼儿们，都无忧无虑快乐生活着。 这里，关于“外人”的“衣著”，一般解释为象外国人那样的陌生的服装。但是我不如此想。“外人”，是从这个桃源乡所看到的外面的人，也就是说，是指从外面来的渔师那样的普通中国人。所以，“如外人”的“衣著”，就是与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变化的服装。［11］18（引文系笔者所译，下同——笔者注） 首先，作者认为“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是从这个桃源乡所看到的外面的人，……‘如外人’的‘衣著’，就是与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变化的服装”；其次，作者认为“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不应该“解释为象外国人那样的陌生的服装”，在此提出了“外人”与“外国人”的问题。接下，又云： （1） 其中往来种作……悉如外人。 （2） 来此绝境……遂与外人间隔。 （3）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2）与（3），都是指从“桃源乡”立场所看的“外人”（中国人），不应该只有（1）指“外国人”。 关于第三个理由，稍稍说得详细点。 《桃花源》中作为对住民们生活的描写，关于衣、食、住都有记述。 首先，住。如已经看到的那样，不是富丽堂皇的金殿玉楼，而是小小的的普通农家。包围农家的环境也并不特异，无论是桑呀竹呀也好，还是鸡呀犬呀的鸣声也好，都是中国普通的农村风景。 其次，食。这也如后来所见的那样，款待客人的饭菜，不是山珍海味，是普通农家最盛情的接待，按日本风俗的话，就是“鸡素烧”之类的饮食。 对于以上三个理由，我想将其顺序颠倒一下分别作以辨析。 首先，关于第三个理由，所谓“食”、“住”既然“都是普通中国式的”，“衣”的方面“也不应该穿着特异的服装”。其实，《记》中所写之“食”，不过“设酒杀鸡作食”六字；所写之“住”，更不过“屋舍俨然”四字，即使将居住环境之“土地平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加上，亦不过笼统数语而已，确实“都是普通中国式的”，不要说从秦到晋，即使从周到清，也大抵不过如此；而“衣”却不同，且不论两晋服饰较汉代有许多变化，只是从秦到汉，就有不少“新制”。中国的服饰制度自古有之，如《易经· 系辞下》所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至东汉始臻完备；而且自《后汉书》起，在正史中就有了专门记述服饰沿革的《舆服志》。《后汉书·舆服志下》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衤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纟句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后汉书·五行志》还记载了汉代民间服饰之变：“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我国历代服饰之变远较“食”、“住”之变为大，故王维《桃源行》云：“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李白《小桃源》云“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12］348，皆留意于“衣”之变与不变也。 其次，关于第二个理由，即所谓在《记》中“外人”一语三度出现，其中（2）与（3）都是指从“桃源乡”立场所看的“外人”，不应该只有（1）特殊。此与拙文前已辨误过的“‘外人’一词，在《记》里用了3次，意思都相同，本不应产生什么歧义”等看法相同，此不赘述。 最后，关于第一个理由，即所谓“‘外人’这个汉语词语（包括现代中国语），不具有外国人、异人的含义。” 其实，在《桃花源记》产生的时代，“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外人”是可以泛指当时的“外国人”或“方外人”的。因为我国至晋时，与四方各国交往已相当频繁，仅《晋书·四夷传》所载，其时“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传中亦多载各国服饰之异，如记东夷诸国之夫余国云：“其居丧，男女皆衣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玉佩”；记马韩云：“其男子科头露纟介，衣布袍，履草”；记倭人云：“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徒跣”；又载西戎之吐谷浑云：“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记大秦国云：“貌类中国人而胡服”等。可以说，外国服饰与中国之不同，在晋时已属常识。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见到与外界隔绝数百年之久的桃源人的衣著样式，顿生“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之感，实在是极自然的事。此“外人”，并不能确指为某某国人，只不过想表示奇异之感而已。 关于“外人”一语在渊明所处时代是否有“外国人”含义的问题，下面拟就我国古代文献中使用的“外国”、“外国客”、“外国使”、“外国人”、“海外人”以及义为“外国人”之“外人”等，举隅示例如下： 其一，《史记·大宛列传》“外国”的记载：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 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 其二，《史记·大宛列传》“外国客”的记载：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第四，《晋书·四夷传》“外国人”的记载：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 第五，“海外人”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第六，《史记·孝文本纪》关于语义为“外国人”之“外人”记载： 上曰：“……天下治乱，在朕一人，……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魏书》卷110亦载： 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 《魏书》始撰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完成于天保五年（554），略后于《桃花源记》百余年。补此以示《史记·孝文本纪》中义为“外国人”之“外人”非孤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龚斌校笺的《陶渊明集校笺》中，《桃花源记并诗》［笺注5］云： 【原载】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