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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2008年2月4日刊登马斗全先生的《何为“读书种子”》，是一篇启迪人的好文章。不过，作者以为，“读书种子，今见之早者，出于南宋人笔下”，接着引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证，再引宋元之际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来解释罗大经之说。然而，就在他所引周密文里，就明确交代： 山谷云：“四民皆当世业，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 山谷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的号，因而“读书种子”一词的著作权应该归他，而不是南宋罗大经。黄庭坚这段文字并非始见于《鹤林玉露》，在他的《山谷别集》巻六《杂著》里就有全文，篇题为《戒读书》。文末还保存了《别集》的编者注，说明“有刻石”。也就是说，当时有根据黄山谷手迹的刻石。实际上，比罗大经略早的赵善璙在其笔记《自警编》里，与周密同时的黄震在其读书札记《黄氏日钞》里，也都分别全录或节抄了这段文章，表明他们与周密同样认为，黄山谷才拥有“读书种子”一词的原创权。 “读书种子”一词在当时算得上是流行语，黄庭坚当然有提炼概括之功，但要让大伙儿认同，还得有流行的氛围，这与宋代重文的政策与崇文的风尚是分不开的。宋太祖以一介武夫立国，本人虽“略逊风骚”，却深知文化的重要。乾德三年（965），北宋打下后蜀，送上来的战利品中竟有刻着“乾德四年铸”的铜镜。宋太祖大惑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年号，一定是那时铸的。”于是，宋太祖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也许，这一声由衷的感叹，奠定了赵宋三百年的重文国策，造就了一片孕育读书种子的沃土，终于让“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 话题扯大了，仍回到“读书种子”上。与罗大经同时代有一个杨耻斋，他的先人留下了号为“梅楼”的读书楼，绕楼都是“千年老干如苍虯”的梅花，友人陈鉴之意味深长地赋诗告诫他：“汲泉不是灌梅花，培养君家读书种”，而“梅护群书俗尘绝，书对梅梢滋味别”，才是读书种子追求的境界。说到底，所谓“读书种子”，就是传统文化强调的“诗书传家”。这种读书，不以功利为第一念想，只是一种对人格的不断完善，对素质的自我提升，对文化的内在渴求。在宋代，未必一定要金榜题名，考个状元回来；在现代，也未必刻意一定与什么大奖挂上钩。 在一首欢迎地方教育最高长官的诗里，南宋诗人刘黻点出了教育与读书种子的关系： 衿佩欢迎师帅来， 读书种子赖栽培。 他年济济云霄路， 谁信清朝叹乏才！ 他的观点很清楚：一个清明的时代，需要大批的人才；只有重视教育，抓好教育，才能为栽培读书种子开一方净土；而读书种子播撒得越广泛，未来的时代才越会人材济济。在宋代，即便小到一个士大夫家庭，培养读书种子的意识都是很自觉，很强烈的。晚宋宰相马廷鸾退官后，看到先人教学生的“课历”（教学计划），感慨说：“人生家计厚薄，自系时命，但不可令断读书种子耳！”他决心先从自己做起，“读书课子，愈老愈勤”。他以读书种子的意识让自己的九个儿子读书，当时未必有什么功利目的。但后来，在他的儿子中却“有才气者出”，出了一个大史学家，他就是《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与马端临同时代有个学者叫王柏，是朱熹的三传弟子。他有一段写给儿子的话，也讨论读书种子问题：“茍一意于利，则读书种子断绝，流为俗人。利固不足恃，而身日危矣。”他认为：读书不能过分执着于功利，那样就会沦为俗人，也就断了“读书种子”。总而言之，倘若只是为了富贵名利，为了考状元，为了拿大奖，再悬梁刺股地苦读书，也只是“禄蠹书虫”。“禄蠹书虫”也可能一时成为人才，但与“读书种子”总不是一回事，总少那么一种气韵。 现在，急功近利的“禄蠹书虫”不愁绝种，而“读书种子”所赖以生存的绿地，恐怕倒是要花些力气来保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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