辕固生何许人也？此乃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儒生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她拿出《老子》问辕固生：“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辕固生不屑地瞥了一眼：“此是家人言耳！”所谓“家人言”，就是平常百姓看的通俗读物。

  　说这么个故事，不是为了研究汉代儒道思想的关系，而是有感于这两年来人文社科通俗读物铺天盖地的势头。近些年，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火爆而带动的人文社科通俗读物，成了图书出版市场最为强劲的大潮。据报载（2008年2月13日《解放日报》），今年春节黄金周通俗历史读物居书籍销量的首位。这些通俗读物的销量都在几十万、几百万册以上，阅读者与日俱增，蔚为大观，出版者翻箱倒箧，争相而上。大潮裹挟，泥沙俱下，而众多普通的读者对此则难辨良莠，不识真假。因此本来是普及人文社科知识的好事，就有可能变成误导大众的信息源头。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当加强对人文社科通俗读物的评论，尤其是批评性的评论，然而在通俗读物由大众传媒孕育而生的情况下，批评性的评论往往很难借助大众传媒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应当设立人文社科通俗读物的政府奖项，评选出优秀的作品，从而给予广大读者和出版者以正确的导向，也给予这些作品的作者和出版者以鼓舞，并激励更多优秀的人文社科读物的涌现。这些道理似乎不难明白，那么为何在政府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奖励中长期没有通俗读物的一席之地呢？重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看来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学术性。其实，通俗性与学术性并不矛盾。翻检出辕固生的故事，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因为《老子》算得上是玄而又玄的学术经典了，但在汉人眼里它就是普通人都能读得懂的东西。

  　通俗就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所论述的对象有通透的了解，而这需要相当的学术功力。于丹《论语》心得的一些“硬伤”，与其缺乏此种学术功力有关。比如，她称陶渊明将“儒家思想传承下来”，是“内心富足的君子”，成了“中国的隐逸之宗”。这里把“君子”与“隐士”即儒、道两家理想人格相混淆了。出现这样的“硬伤”，恐怕是因为没有通读过陶渊明的作品。在《论语》的记载中，“隐士”荷蓧丈人、长沮、桀溺均与孔子的君子人格不合，为孔子所拒斥；而陶渊明则在众多作品中表示了对他们的向往与赞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还”（《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冀缺携俪，沮溺结耦”（《劝农》）；“遥遥沮耦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扇上画赞》）。如果于丹认真读过这些诗作，怎么也不会出现上述的“硬伤”。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经得起学术“拷问”的通俗读物必须以通透的学术功力为基础。

  　通俗不仅要求通透，还要求通古今之变。这就是即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来考察论述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样的通俗读物，就不只是“照着讲”，更是“接着讲”，即不仅仅是梳理历史嬗变的脉络，而是在今天的视域中展示其历史嬗变的现代意义，从而打通古今，成为学术创新的起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通俗著作，也是理论创新的著作。它是以充分研究中外古今哲学史为根柢的。艾思奇强调“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把握“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哲学派别”；并拿“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史随时作一个对比的说明”。可以说，正是具备了对中国和西方哲学史进行“横的解剖”、“纵的展望”和相互比较的学术底蕴，使得《大众哲学》不仅是通俗地照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更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见解。《大众哲学》由此成了当时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中的佼佼者，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

  　会通也是通俗读物之“通”的应有之义。所谓会通，就是不为某个学科的界限所束缚，学识广博，能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于一体。具有这样品味的通俗读物自然视野开阔、引人入胜。《苏菲的世界》是风靡世界的通俗哲学著作，自1991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该书作者挪威中学教师乔斯坦"贾德能够使读者以阅读侦探小说般的心情浏览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史，犹如现代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可以说，此书的成功秘诀在于把哲学的抽象思维与文学的形象思维相会通。显然，这样的会通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学术的创造。

  　总之，优秀的通俗读物一定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事实上，今年新年伊始，李零的《丧家狗》接连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评选为好书，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所说：“他们推荐的不是畅销书，而是有价值的好书”（见《解放日报》2008年2月21日）。这里的“有价值”显然是指学术价值。表彰这样的通俗读物，就是对那些“俗”而不“通”甚至媚俗的冒牌通俗读物的否定。如果把通俗读物纳入政府的学术奖项之中，那么这样的表彰和否定的力度无疑会加大很多。因此设立人文社科通俗读物的政府奖项是完全应当的，是不会玷污其学术光辉的。试想如果当年窦太后代表政府颁给了《老子》通俗著作大奖，那么今天还会有人怀疑通俗读物的学术含金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