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如果“不知根”，则可能“植错根”，更可能会“育坏根”。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首先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不断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从而呈现出中国气派。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支柱和灵魂，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所大学拥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对大学来说不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大学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学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同时，它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成长过程和人生轨迹。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对于中国大学的当下状态，有学者曾直言：“最要命的问题是：精神萎缩，大学失魂。”虽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是，这说明在大学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是大学人面临的重大、紧迫课题。在此过程中，有人认为，既然中国的现代大学属典型的“舶来品”，既然20世纪初我国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大学精神，那么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危机”，就应该完全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精神。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偏颇、错误的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大学甘阳教授曾指出，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不清楚自己的文化之根在哪里，又没有学到西方大学的根本之道，即其大学的生命力在于自觉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可以说，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如果“不知根”，则可能“植错根”，更可能会“育坏根”。本文认为，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首先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不断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从而呈现出中国气派。 孕育于传统文化之中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展现大学自身的气质、品位与整体的精神风貌。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学校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学术追求、管理模式的哲学抽象。作为哲学层面的大学精神，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人们能够从一所大学的精神中，清晰地看到它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价值取向，感受到它的理性光芒；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精神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是特定群体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自然结果。从一所大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学校的历史足迹与现实追求，感受到它与时俱进的精神脉搏；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精神是“大学人”进行科学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基于自身价值追求、行为方式、行为准则的文化成果。中国大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深厚的根基是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是在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同时作为文明体系的丰富的文化需要且只能由大学来传承、创新。简要考察我国大学的传统文化，虽然我国近、现代大学体制来源于西方，但它移植生长在中国这块历史的土壤中。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先秦时期，经典名著《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求一个“大人”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然后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之去其旧污，做一个新民，进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自汉代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当时我国的传统大学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太学等；二是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书院，比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等，他们奉行的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在培养儒家文化中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维护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先秦算起，中国大学的历史，应该有两千五百多年，并在此过程中孕育、传承着独特的大学精神。 发展于中西文化交融中 综观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出大学在对不同背景文化的选择、融合、批判过程中对儒家优秀文化的弘扬。以对大学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学校长为例，近代中国大学集中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大学校长。作为士子，他们所受到的是较完善的传统教育；同时，这些士子大多又都曾留学国外。近50位著名的高校校长，其中43位是留学生，其他7位，有2位曾出国考察过教育，2位毕业于教会大学，另3位间接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长期的浸染润泽，他们受西方大学精神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在塑造与培育中国大学精神方面，他们自觉根植于儒家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兼及大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兼及大学的“知性取向”和“德性取向”。试举三例：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奠定了“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并在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中确立了“教授高深学术”和以文理两科为大学基础的宗旨以及“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在对待外国思想文化方面，蔡元培强调一要“择善”，二要“消化”，三要“能保我性”，四要“更进之发明”。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出国留学，但反对留学的结果是“捐弃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同时，蔡先生认同的文明之根在中国，他曾表示“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生长……”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以中国文明为根基，容纳古今中外诸多思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进行创新的精神结晶。 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校长曾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这表明，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精神也可以模仿、照搬；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大学精神并非来源于西方。在《大学一解》中，他阐发了一种新型的大学理念。这是一种中国化的大学理念，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大学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理念的提出，有赖于如下几个条件：重新研讨西方大学精神的根源，结合了中国大学的办学实践，大学理念的文化自觉与理论提炼，理论提炼与经典文献（《大学》与《论语》）的诠释相结合，从而为大学理念的中国化探索了一条新路。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确立了“求是”和“牺牲精神”的大学精神。1938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并决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校训确立前，竺可桢演讲时，回顾了浙大的历史沿革并提出：“……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43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国的往史，不乏这样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他还曾表示：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精神与西方大学精神或理念是相互联系的，与当时世界的潮流也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的大学精神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完全西方化的大学精神”，而是根植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保持了与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价值观的稳定与连贯。 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很注重保护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曾明确表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美国的大学应该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传统，“而不能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移植过来”。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认为：“耶鲁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它的历史传统。作为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学校，它一方面在新文化中寻找自我调整的变化，却同时也极力保存着长期岁月的漫长积累。不管它多么重视现代潮流的发展，但它绝不会忽视原有的古典传统。”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大学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能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和价值继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正是凭借这种新旧结合的变革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散发着独特的精神魅力。 知根、植根、育根，建立面向未来的大学精神 著名学者涂又光先生曾经积极倡导：我国大学应该是a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的大学）而非a university in China（在中国的大学）。从本质上而言，涂老这句话也表达了建设中国自己的大学精神鲜明态度。在西方国家大学精神引领下的中国大学，只能是a university in China，而绝非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且会导致中国大学迷失方向。借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就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并且真正了解西方一流大学的文化之根，以做好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与扬弃，在“知根”的基础上，“植好根”并以发展的眼光“育好根”，使21世纪的中国大学精神更加凸显人文关怀、更加凸显科学理性、更加凸显文化自觉、更加凸显卓越意识、更加凸显开放包容。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