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常有人说，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已经过时了，可见，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并非只是一个纯学术范畴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强烈针对性、现实感的问题。我们正处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而鲁迅正是代表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找真理的一代人，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可以说，“五四”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只要我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我们总是会想起一位文化巨人：鲁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需要发扬鲁迅精神，还应该学习鲁迅笔法。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没有过时，鲁迅研究还有着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我就当下鲁迅研究谈谈我的若干思考。

发掘鲁迅的和谐文化资源

　　两年前，我曾同一位鲁迅研究界的朋友提到过“鲁迅文化资源与建构和谐社会”这一个题目，这位朋友却笑道：“鲁迅，同和谐社会不搭界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使我们鲁迅研究界在发掘鲁迅文化资源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任务上缺少自信，患上“失语症”，自我“边缘化”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鲁迅一生都在为社会的公正和正义而奋斗，鲁迅依然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民族和谐文化资源”时，提的是两个“大力弘扬”：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二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这后一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

　　我的核心观点是：鲁迅的“人国”理想、“立人”主张同和谐社会理论、“以人为本”理念有一致之处；鲁迅关注“弱势群体”，代表“下等人”利益的情结，有利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鲁迅主张打破“可悲的厚障壁”，消除人与人的“隔膜”，有利于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鲁迅关于荒漠化和水资源缺失的忧虑，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果不从鲁迅那里汲取和谐文化资源，只是从儒、释、道那里挖掘和谐文化资源，是不全面的，是跛脚的，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脱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伪和谐”。

鲁迅生平、作品研究的新空间

　　最近，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徐昭武先生出版了一本专著《追寻鲁迅在南京》，对鲁迅生平研究有所推进，挖掘了一些新史料，整合了一批老史料。我过去一直以为，鲁迅生平研究没有多大空间了，史料基本显现了。但是徐先生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方面认真做下去，还是很有作为的。

　　关于鲁迅作品研究，我认为，还是有着广阔的空间的。

　　一是开展鲁迅作品的人本学层面的研究。举例说，关于人与人的“隔膜”，鲁迅在很多作品中表述过，就值得重视。小说《故乡》中的主题，人们可以说出好多种意见来：从闰土由“少年小英雄”变成“中年木偶人”的遭遇，控诉造成变化的“他的景况：多子，饥荒，兵，匪，官，绅”背后的黑暗社会，是一说；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农村的衰败，又是一说；呼唤革命关注农村、关注农民，说明国民革命必须有较大的农村变动，又是一说……但是，从人本学层面上，小说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普遍困境：人与人的“隔膜”，少年的“我”和“我往常的朋友”不知道少年闰土心理的“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是“隔膜”；中年的“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是“隔膜”；希望后辈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是渴望打破“隔膜”。一种多么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隔膜”和呼唤打破“隔膜”，不是就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了吗！寻找鲁迅作品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内涵，将会使鲁迅研究出现一片新的景观，领略无限风光。

　　二是展开鲁迅作品的文体研究。人们已经公认，鲁迅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他在文体革新上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鲁迅的各类作品在各自的题材领域里，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不仅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他还在“五四”前夕写了六首白话诗，参与催生了中国新诗；古体诗、民谣体诗、打油诗在他手里都有形式意义上的推陈出新；他以散文诗《自言自语》和散文诗集《野草》创建了中国现代散文诗这一体裁；回忆散文集作为“回忆的故事”，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作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分别在回忆散文和历史小说领域具有形式和文体上的独创意义；至于杂文，是鲁迅亲手所创的文体，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这一个”。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作品的文体研究关注不够，就很难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鲁迅研究。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一些著作分别对鲁迅杂文、小说进行了文体学研究，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拓荒者的精神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于鲁迅这样的文体大师来说，仅就杂文和小说而言，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说清楚，有许多文体特征特别是细节上的文体特征还有待深入研究，至于散文、散文诗和诗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要加强鲁迅杂文作为艺术品的本质的研究，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其“艺术性”上，“艺术性”和“艺术品本质”不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有助于回应那些说鲁迅后期“创作力衰竭”的轻薄言论和贬损之辞。总之，文体研究，将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诱人的课题。这一研究，将使鲁迅研究成为本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三是注意填补鲁迅作品研究领域尚存的一些空白。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无空白可填，举例说，像《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散文集，至今连一本像样的学术专著都没有，不能不令人遗憾。

拓展鲁迅研究的比较研究

　　鲁迅的比较研究从范围来说，大致包括鲁迅与外国文学文化比较、鲁迅与中国文学文化比较，鲁迅内部比较。这三方面上，都有很大开拓的空间。

　　鲁迅与外国文学文化的比较，冯雪峰、张华、刘柏青、程麻、王富仁、高旭东、李春林等学者和我本人都做了些工作，特别是李春林先生，工作做得很系统。但还有些空白，有些同鲁迅发生关系的外国作家还未涉及，研究还可以向同鲁迅发生关系的外国思想家、政治家拓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应注重鲁迅对当代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研究，鲁迅对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影响，已经有学者注意了，比如贵州六盘水师专副教授成然女士，近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很不够，鲁迅对亚洲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文学文化的影响，鲁迅对世界华文文学文化的影响，都是重头戏。这方面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选题可做。

　　鲁迅与中国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也还有拓展的空间，一是向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拓展，有很多选题可做，二是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因子的研究。鲁迅在形象塑造、文化精神、艺术表现和主体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从王蒙、王安忆、余华、残雪、张承志、贾平凹、苏童等一批优秀的中国现当代作家那里，都能寻找到鲁迅的文化精神基因。这种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促进当代文学沿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鲁迅作品内部比较研究，应该说开展得很不充分。鲁迅自己就进行过这种比较，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就对比了《呐喊》与《彷徨》：“……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义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类似的话，又见之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术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真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方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在以上的两段文字中，鲁迅不仅比较了《呐喊》与《彷徨》在风格、构思、技巧上的差异，而且交待了形成这种差异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下的创作心理。这就启示我们，开展鲁迅作品的内部比较，是一项饶有意味的工作。实际上，鲁迅的内部比较，前辈学者早已做过并且做得很好，孙玉石先生就曾写过一篇关于鲁迅《自言自语》与《野草》比较的好文章。在他之前，王瑶先生就曾以鲁迅《呐喊》与《彷徨》比较，作为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试题。据孔庆东说，他近期也用这道题考过研究生。我注意到，在《绍兴鲁迅研究》2007年年刊上，发表西安工业学院讲师臧文静女士的《〈呐喊〉〈彷徨〉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应。鲁迅的内部比较，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如鲁迅的妇女观，立足于“立人”、“妇女解放”，前后期的侧重点就不一样，前期主要是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后期就较多地出现了对妇女的市侩化、堕落，对上海少女早熟的担忧。特别一提的是鲁迅前期小说《祝福》，表达了对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而后期杂文《阿金》就不是了，塑造了一个恬不知耻、无情无义的令人讨厌的“姨娘”，值得比较。

鲁迅研究文化视角的开拓

　　鲁迅研究的文化视角，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一直受到较多的关注，开始时宏观的多，后来逐渐切实了。这里我提出两个可供考虑的课题方向：一是鲁迅与中华区域文化的关系，关于鲁迅与越文化，陈方竞先生、浙江鲁迅研究界都做了很出色的工作，还需要做的有：鲁迅与吴文化、鲁迅与楚文化、鲁迅与巴蜀文化、鲁迅与齐鲁文化、鲁迅与中原文化、鲁迅与秦晋文化、鲁迅与燕赵文化、鲁迅与关东文化等。

　　二是鲁迅与传媒文化，比如鲁迅与报刊的关系等就很有意义。这方面已经得到学界注意了，但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做。此外，2007年10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提出的中心议题《鲁迅与城市文化》也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方向，它不仅有学术意义，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又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方向。

“普及鲁迅”与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普及鲁迅”，是李何林先生生前多次的号召，不要把鲁迅研究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要让研究从课堂和书本上解放出来。让研究贴近大众，贴近民生，贴近社会生活。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也是一个大课题。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钱理群先生亲自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鲁迅”选修课，编了《中学生鲁迅读本》。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都把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作为工作定位之一，我本人也编过一本《中学语文中的鲁迅》，这方面的研究还应该加强。除此之外，大学里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的指导和“鲁迅研究”课程的开设，都应该开展研究。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大学生鲁迅读本》之类的教材，不能不令人遗憾。我还认为，有可能的话，应该有一本《小学生鲁迅读本》。是的，鲁迅不好懂，但其实，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夏天的百草园”一节，《故乡》中“少年闰土”一节，《社戏》中的从“开船”倒“返回”的部分，《雪》中的“江南的雪”，《风筝》中的“故乡的风筝时节”，《好的故事》中的“山阴道上”，还有一些诗篇等，都可以选进《小学生鲁迅读本》的，当然要做好讲解，还要有大量图片，吸引儿童。

鲁迅研究之研究的空间

“研究之研究”包括研究评介，研究述评，研究史编写等。在鲁迅研究史的编写上，袁良骏先生首先开拓，后有杜一白、王富仁、张梦阳、李春林等辛勤劳作，很有成绩，特别是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是一座丰碑。我也搞了若干种，成为一个系列。此外，对个人、单位、区域的鲁迅研究予以评介，如“郑心伶先生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在中山大学”、“鲁迅研究在广东”之类，有助于鲁迅研究界相互了解，沟通信息，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