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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题目,就跟我与新诗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非也。非也! 目前的诗歌(暂不考虑歌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格律体的诗(包括词曲),一种是自由体的诗。前者一般被称为“旧体”,后者一般被称为“新体”。在语言的运用上,格律旧体不一定全都使用文言,自由新体也未必等于白话表达,所以不好说成是文言诗和白话诗。 如今,在绝大多数人们的意识里,只要一提到“诗”或者“诗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指的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这种新体诗,而所谓“诗人”便是写作这种新体诗的人。于是,我们暂且把这个几乎是人为造就的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时代叫作“新诗时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时代可能快要过去了。 既然说到一边倒,那么就不能不说另一边——那种被称为“旧体”的传统格律诗词。假如“新诗时代”结束了,格律体的诗能否成为诗坛主流,造就出一个“旧诗时代”来呢?谁也不好断言,但是我感觉格律体旧诗与自由体新诗平分秋色的时代好像正在轻轻悄悄地来临。 什么是诗? 究竟什么是诗? 在唐代,人们把在新规范下形成的讲究平仄格律的五、七言律统称为“近体诗”或者“今体诗”,以区别于原有的那些不太讲究平仄格律的古风体。一千年弹指一挥间,到了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翻译诗的影响,我们的本土产生了基本上用白话写成的形式自由的诗体,被人们称为“新诗”。 也有人认为自由体诗不是诗,而是散文的变种。请恕笔者不敢苟同。在文字产生之前的远古时期,人们口头流传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和“文”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两条比较清晰的脉络。诗就是诗,文就是文。在汉代,骚体赋有着诗和文的双重特性,朱自清认为:“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清代的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说:“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酒和饭的原材料都是米,却存在本质的差别。再说了,还有一种界于散文与诗之间的“散文诗”,如果诗成了散文的变种,那么散文诗又是什么呢?是炭在氧气中燃烧不充分成了一氧化碳? 中国毕竟有几千年诗歌的传统,这种蕴涵于字里行间的诗意是不会泯灭的,无论是以平仄格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自由白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诗意的韵律之美是无法用其它感觉替代的。诗的体性并不依托于它的外部形态。新体诗当然是诗!而且,这种诗体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显然也不会被流行歌词取代。 朱自清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中指出:“现在却无须再学旧体诗了。”可是,不仅他当初说的“现在”大家在学旧体诗,真正的“现在”大家还在学,将来说不定学的人还越来越多,学得越来越津津有味。 柳亚子的旧诗写得那么好,可是他居然在《旧诗革命宣言》一文中断言“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50年以内的事情”。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44年,眼下在他认为“极迟”的年限之后已经过了10多年。 闻一多也是新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把诗歌的艺术特质概括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后来,他自称“勒马回缰写旧诗”。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脱颖而出的自由体新诗成了诗歌文化的主流,占据着一时难以摇憾的主体地位,格律体诗被认为是“带着镣铐跳舞”,被认为束缚思想,“不宜提倡”。在这种局面下,谁还会跳出来举旗呐喊:格律体诗至少是中国诗歌的半壁河山呀!其实,即使竭力“呐喊”,终究陷于“彷徨”,别说没有那种“天下云集而响应”(贾谊《过秦论》语)的效果,甚至有如投石于沧海,泛不起些许涟漪。 《诗刊》是一本以刊载自由体诗为主的刊物,现在每期的发行数量据说有些凄凉,但她毕竟种植了一个理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诗就是指的是那种自由体的新诗,诗人就是那种创作自由体诗的人,新诗的时代已经从“五四”以来延续至今。 看历史,看文学史,离得太近了,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比如在当时影响范围很大影响力很强的某位诗人或者某一流派,过了几百年再回头去看,曾经的光环也许就不那么眩人眼目了,比如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等等。骈文在古文(散文)之后出现,曾经时尚,曾经备受推崇,也产生了不少名篇,但它不仅没能代替“古文”,其文学价值以及影响力恐怕都不可与“古文”同日而语。我当然不认为自由体诗可以与什么事物产生可比性,但它离我们的确是太近太近了! 新诗的出现不是坏事情,它的出现也不是以旧体诗的消亡作为代价的。糟糕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之下,罢黜旧诗、独尊新体变得如此冠冕堂皇;在否定传统、否定民族的狂热中,那写了上千年的格律诗,居然硬是要被赶出历史舞台。我们是否该在冷静的时候反思一下? 其实,无论新诗旧诗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客观存在。不能否认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不能漠视时代气息的熏染,不能一味地食古不化,也不能把喜新厌旧当作非凡的审美。 近90年来,新诗的发展也是一路风雨兼程。摩肩接踵,流派纷呈,“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语)。 在新诗的历史上,郭沫若、艾青应该是两座傲然矗立的里程碑。无论他们能够传世的作品多与少,他们的历史地位无法替代。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被称为是新诗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然而,浅薄愚笨如笔者,直到80年代末对很多朦胧诗还是根本读不懂,雾里看花,花开花落,看来看去,始终没有“看上去很美”的感觉。至于“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或者“第四代诗”,有些人读有些诗产生了咀嚼蜡烛的感觉,有些人读有些诗则兴味盎然。 何为朦胧诗?舒婷的诗朦胧吗?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星星变奏曲》、食指的《相信未来》朦胧吗?杨炼的诗,海子的诗,西川的诗……他们所共有的特征又怎一个“朦胧”了得! 就在大陆重新翻出半个世纪之前的徐志摩,并且引入台湾的余光中、席慕容诗歌的前后脚儿,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也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是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注定的悲哀。 前段时间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在网上很是热闹了一番,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这篇小文章面对读者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 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当新体诗在诗坛迅猛生长之际,兴盛了一千多年的旧式的格律诗词不知不觉就成了“奇葩”。眼下,虽然新诗也不算红火,但旧体诗还是像一瓶放在冰箱里的白兰地,内里火辣辣,表面冷冰冰。 在新诗旧诗“双冷”的情况下,那一直不被重视,甚至是被压制的格律体诗词好在没有一步步走向灭亡,倒是“千锤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诗句)。 前段时间在“7690名中国作协会员人手一册”的《作家通讯》上看到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新诗固然无法取代旧诗,也无法压抑它的生长,但旧体诗本身确是存在着许多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其一,写作的人往往把诗词创作当作业余爱好,当作不入流的“小道”。众所周知,传统格律诗词的创作还远远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创作领域,写诗词往往被认为是自娱自乐,创作的基本要求和技法不在学校学习的范围之内,而且很少有正规刊物提供发表的园地。其二,研究的人往往无暇或不屑于创作。从事诗词研究的往往是学者、教授,强调理论研究,很少自身体验诗词的创作。创作不在业绩考评范围内,不算研究成果,容易被忽视。其三,学校对于诗词的教育方式比较单一,存在以灌输为主,受众不够广泛等问题,达不到广泛而积极的传播,影响范围偏小。中小学抓升学率,对选入教材但不紧贴考试的诗词作品并不重视。到了大学,一些专门研究诗词的课程,往往枯燥乏味,学生在获得学分的目的之外,对诗词,尤其是能够对诗词的创作产生兴趣微乎其微。其四,有些诗词组织内部拉帮结派,争名夺利,要么徒有虚名,要么就出于各种目的搞一些品位不高的活动,或者索性成为商业宣传活动的附庸,不是真心真意弘扬传统文化。当然,存在的问题还远不只这些,但上列无疑已经成了旧体诗词发展的软肋。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个特殊分枝,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不可能为任何别的文化所代替,也不可能趋向或归并于任何一种别的文化。”(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旧体诗也是如此。 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诗词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它不仅是炎黄子孙联系的纽带,而且具有征服世界的魅力。诗词可以净化个体的心灵,可以改良社会的风气,可以振奋民族的精神。而造成旧诗冷落的到底是其自身不适合在今天发展,还是传承的人在无意中让它走上日暮穷途?不能说他们不爱诗词,但是他们却似乎少有回天之力,一任这株奇葩“寂寞开无主”,“零落成泥碾作尘”(陆游词)。是广大受众有意远离了传统诗词,还是传统诗词在无意中背弃了广大受众? 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坚持上下求索的精神。笔者以为,弘扬传统诗词文化,不妨引入一个“三套车”的概念,就是指把诗词的创作、研究和传播三者结合起来。不各跑一路,而是并驾齐驱。走这样的诗词道路,不仅有助于单项的发展,而且在形成合力之后会产生更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个体来说,更有利于自身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对于社会来说,更能加强其传播的价值。有创作的根底,有研究的深入浅出,传播就更具说服力。以己昭昭,使人昭昭。如果自己尚且“昏昏”,又如何能够让别人明白呢?又如何去展现艺术永恒的魅力?缺乏文化底蕴,单调刻板的说教很难为受众所接受;倘若连一定的理论修养都不具备,即使有着传播传统文化的弘愿,实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们的社会最需要具备能够驾驭这“三套车”的能力,并且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当作公益事业尽心尽力去做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们总在说要努力为旧体诗争得一席之位,总说缤纷的百花园且容这一朵奇葩悄然绽放,不敢想独占花魁,连花开并蒂的念头也没有。要不,动辄就搬出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底气不足,搬起来又比较吃力。 既然新诗旧诗地位平等,为什么自己先要退避三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个江山忍送人! “新诗时代”即将过去,当然不是指自由体诗的消亡,它应该与格律体并存一个时期,那是中国诗歌一个平分秋色的时期。那么在这之后呢?谁知道会不会洪水滔天?究竟哪一个是更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那就让它适者生存吧。 2007.2.5凌晨 【原载】 《文学自由谈》 200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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