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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在历史学及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颜师古的《汉书注》在疏通《汉书》文字、解决《汉书》阅读难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颜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从而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班固所著《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的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却比《史记》难懂。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书》中多用古字古词，这与《史记》习用通俗浅近的话语的风格恰恰相反；二是班固素有近骈对偶的文风，这又和《史记》文章近散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反差；三是班固在沿用《史记》材料时为追求文字典雅，喜欢省字。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汉书》的文字比《史记》更显得古奥艰深、晦涩难懂。即使是被《后汉书》誉为“才高博学，为世通儒”的马融尚需从班固之妹班昭受读《汉书》，其解读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汉书》的难懂，在班固身后，注家纷起。据颜师古自撰的《汉书叙例》介绍，就在《汉书》成书后不久，已有注本出现。自汉桓帝时，延笃即为之作注，但未能流传下来。截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出现了晋灼、臣瓒、郭璞等注者共有二十余家，这一时期注家虽众，但大都说法互异，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因而阅读《汉书》的困难并未完全解决。 到了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这种注释纷乱的情况才得以改观。颜师古，名籀，以字行，琅琊临沂人。其祖颜之推、其父颜思鲁都以儒学著称，由于家学的影响，颜师古博览群书，善写文章，尤精训诂，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流传于世，影响较大。颜注《汉书》采取“集注”的形式，广泛征引唐代以前23家注释，并加以删改、补充、折中润色，进而发展成为卓然一大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颜师古《汉书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藉此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的重要价值。 首先谈辨别字形。颜注说解字形，不同于《说文解字》之类的字书评析字形以辨析字义的方式，主要是采用“某，古某字”这种注释形式，用唐人能看懂的通用字来训释书中那些非通用字。颜氏所谓的“古字”并非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字。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指出，按颜所云之古字，多不可信。也就是说，颜注中的“古字”和今天指称的“古字”并不相等，倘若用今天的概念去检测颜注中的“古字”，当然“多不可信”。但不论是初起字、异体字，还是通假字，相对于唐人而言，大多已不常用而仅存在古籍中，颜氏浑言之为“古字”，又不足为怪。具体分析这类注例，被注字与注释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被注字是初起字，颜氏用后起字注释。这种关系即今天所说的古今字。例如《高帝纪下》：“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縣隔千里。”郑氏曰：“縣音懸。”颜注：“此本古之悬字也，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字。他皆类此。”[1](P59)縣(县)原本是个会意字，像绳悬首倒挂之形，后因借作州县字，久借不归，才又造出 (悬)字作悬挂义。被颜注简要地说明了《汉书》中所用字縣与唐人常用的懸之间的关系。二是被注字已不常用，颜氏用唐人常用的另一种写法的字来注释。两字的关系即今天所说的异体字。例如《昭帝纪》“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碔命击益州，大破之”，颜注“碔，古奔字耳”[1](P219)。碔是个会意字，象牛惊走之形，表示跑得快。奔字，《说文·夭部》：“走也，从夭，贲省声。”段注本改作卉声，均误[2](P4580)。容庚《金文编》认为“从夭，从三止，奔之意也”[2](P4580)。按容庚说，奔实际上也是个会意字，碔与奔是从不同角度会意而产生的异体字。颜注揭示了这种关系。三是被注字是个通假字，训释字是这个通假字的本字。这两字的关系是通假字和本字的关系。颜注揭示了这种关系。 再谈注释音读。《汉书注》十分重视注音，注音例在所有注文中的有很大的比重。下面我们从其形式和目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注音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用直音法注音。如《项籍传》“汉军畏楚，尽走险阻”，颜注“走音奏”[1](P1815)。二是反切注音法。例如《贡禹传》“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颜注“重音直用反”[1](P3075)。颜注中反切例远比直音例和下面谈及的拟音例很多。三是比拟标音法。比拟标音法是用音读相近的字来比拟被注字的读音，常用“读如、读若、读曰、读为、读与某同”等几种术语表示，而其间又尤以“读曰”用例最多。例如《成帝纪》“古之选贤，傅纳以言”，颜注“傅读曰敷”[1](P318)。 注音的目的，颜师古自撰的《汉书叙例》说得很清楚：“字或有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这就告诉我们，常用字不作注音。同一字反复注音，不嫌重复是为了方便，免得东翻西找。颜氏注音的目的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单纯注音。《王莽传》“相威将军李?”，颜注“?音所林反”[1](P4121)，“?”字生僻难识，故以反切注出其音。《古今人表》“祭公谋父”，颜注“祭音侧介反”[1](P897)。《朱云传》“小臣居下讪上”，颜注“讪，谤也。音所谏反，又音删”[1](P2915)。“讪”有平、去二读，意义无别，颜注点明之。二是以注音区别意义。《汲黯传》“群臣或数黯”，颜注“数，责也，音所具反”[1](P2317)。《元后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颜注“数音所角反”[1](P4035)。前例“数”表责备义，后例“数”表屡次义，二义读音不同，故颜氏以注音别之。三是以注音辨识假借字。颜氏所处的时代虽未建立假借字的概念，但对借字、本字的区分还是有一定认识的。颜氏通过注音指出借字的本字。例如《渠传》“汉极大，然不能饥渴”，颜注“能音耐”[1](P3913)。《王莽传》“莽拜钦为填外将军”，颜注“填音竹刃反”[1](P4146)。前例颜注说明能是耐的借字(二字古音相近)，这种能借作耐的用例在《汉书》中屡屡出现。《食货志》“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1](P1139)，《赵充国传》“汉马不能冬”[1](P2977)，这二句中能都是耐的借字。后例颜注认为填塞之“填”字应当看作读竹刃反的“镇”的借字，注音用的是反切方式，填音徒年切，与读为竹刃切的镇字相通，反映了上古音向中古音演变过程中的规律。颜氏虽未标出本字，但用意是清楚的。颜注还常常用“读曰”、“读与某同”等术语来揭示本字。《韩安国传》“临江(王)，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颜注“?读曰嫡”[1](P2396)。《高后纪》“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颜注“颛读与专同”[1](P100)。读颜注，可以知道为嫡的通假字，颛为专的通假字。 二、对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 颜氏所作的第一类工作，是对人名地名作出注释。《古今人表》“齐禽敖”，颜注“即黔敖也”[1](P936)。“禽敖”之名人们感到陌生，颜注出异文为“黔敖”，即《礼记檀弓下》记载的“齐大饥”而“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的“黔敖”，“禽敖”其人人们就了解更多了。《匈奴传上》“使当户且居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颜注“当户且渠者，一人为二官。雕渠难者，其姓名”[1](P3762)。这解释少数民族人名，助于人们了解。为了帮助人们对史实有更为准确的了解，颜氏给地名作注。《司马迁传》“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颜注“会稽，山名，本茅山也，禹于此会诸侯之计，因名会稽”[1](P2714)。《武帝纪》“望祀虞舜于九嶷”，颜注先引文颖曰：“九嶷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接着引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苍梧冯乘县，故或云舜葬苍梧也”。然后颜氏自己注曰：“文说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峰，形势相似，故云九嶷山”[1](P196)。颜氏对人物、地名的注释，指出古今异名，古今不同领属，介绍地名来历及相关的人文背景，这大大提高了注语的价值。 颜氏所作的第二类工作，是对《汉书》中涉及的礼仪制度进行补充说解。《武帝纪》：“令天下大碝五日，五日，祠门户，比腊。”是祭名，颜氏引苏林注已解说，而颜氏自注：“腊者，冬至后腊祭百神也”[1](P200)。《孝平王皇后传》“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颜氏注：“纳采者，《礼记》云婚礼纳采问名，谓采择其可者。”[1](P4009)颜注解说了文中出现的礼制名称。《汉书》中有《礼乐志》《郊祀志》讲解礼仪，各篇中讲解礼仪的文字也不少。尽管如此，颜氏还是就书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加以解释，力求说明清楚。如《昭帝纪》“(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上耕于礏盾弄田”，颜氏引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礏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颜氏自注云：“弄田为宴游之田，天子所戏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1](P219)颜氏为避免应劭注造成的误会，补充说明弄田为宴游之田，不是因为昭帝年幼才称作弄田，意指弄田是汉时旧有。虽有戏弄之义，但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对天子躬耕劝农的重视。颜氏对礼仪制度的说解，有助于我们对汉代礼仪进行研究。 颜氏做的第三类工作是对职官制度加以解说。颜注对职官的注释主要涉及官职、爵位、属吏、司职、俸禄、选拔官吏及考核方法等诸多方面。如《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定敬侯齐受以卒从起留，以家车吏入汉。”颜注对“家车吏”一职作出了解释：“主汉王之家车，非军国所用。”[1](P620)颜注对官吏的假、守也颇有涉及。如《项籍传》“乃相与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颜注“未得怀王之命，故目为假也”[1](P1803)。《平帝纪》“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颜氏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赐真。”颜氏自注云：“此说非也。时诸有试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当试守也。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1](P349)前例颜注指出职守上加“假”，应指未获正式任命。后一例，颜、如二说虽略有不同，但官吏有“守”和“真”的区别，官吏有试守的制度，两人说法是一致的。“真”，意指正式的，而“守”或“试守”是指代理的、试用的。两者在俸禄上有区别，只有转为真之后才能得到满秩，即领到全部俸禄。要了解汉代的职官制度，颜注是不能忽略的宝贵资料。 颜注还在解释刑法、说解典籍、补充说明历史事实上做了很多工作。《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颜注：“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刖，断足也。杀，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职也。”[1](P1091)颜氏几乎对《汉书》中涉及的各种刑法都加以说解，上例即是对五种刑法的解释。《高帝纪上》：“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颜注：“族谓诛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1](P23)《汉书》中有《艺文志》，颜氏对《艺文志》与其他纪、传中涉及典籍方面的知识也多有介绍和说解。《艺文志》“《周官经》六篇。”颜注：“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1](P1709)《周官经》即今《周礼》，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莽时刘歆任国师时立《周官经》以为《周礼》。颜氏在注中指出，书中《冬官》部分已经亡佚，以《考工记》充作《冬官》。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也指出，汉代孝文帝时求得《周礼》，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孔、颜二人均是唐人，生活时代相去不远。他们的这一说法，为后人研究《周礼》一书，提供了一份资料。《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1](P1716)，颜注：“非今所有《家语》。”[1](P1725)《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孔子家语》十卷”。颜氏注语，当是指出《家语》系伪作的较早材料。颜氏在注中多有揭示史实的文字，这种补充说明为我们阅读提供了方便。《儒林传》：“(孔子)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颜注：“匡，邑名，即陈留匡城县。孔子貌类阳货，阳货尝有怨于匡，匡人见孔子，以为阳货也，故围而欲害之。后得免耳。厄陈，谓在陈绝粮也。”[1](P3589)有了颜氏的解释，《儒林传》中的文字就显得翔实多了。 颜氏对旧说的取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择保留旧注。《汉书注》中广泛征引了唐代以前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瓒、郭璞、蔡谟等二十余家的注释，大量前人的注释藉此得以保留。从中可以略窥前代对《汉书》的研究概况。应劭为东汉末期的人，《汉书注》中保留应氏的反切注例，例如《地理志》中“梓潼”，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道”，应劭注：“故侯国也。音蒲北反”；“罕”，应劭注“()音羌肩反”；“沓氏”，应注“氏水也。音长答反”[1](P1597)。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反切注例，说明早在东汉末期，利用反切注示音读的方法就已经出现，但应用并不广泛。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语音发展的历史很有价值。颜氏对旧注的保留，更明显而集中地体现在《天文志》的注例中，《天文志》的注例，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颜师古旁征博引以及不知阙如的科学态度。 三是对旧说的匡正纠谬。为《汉书》作注，颜氏非第一人。从汉至唐，原书文字又往往在传写过程中出现不同钞本的文字讹舛。对旧注以及俗本中与颜氏所据《汉书》相异的文字，还有班固原文中的语辞，都可视之为旧书。颜氏对旧说中的错误进行了匡正纠谬的工作。对旧误的纠正大体又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旧有注释纠谬；二是对《汉书》传写过程中产生讹误的匡正；三是对《汉书》原文的文字错误的辨析。这里只谈第一个方面。例如：《昭帝纪》“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如淳曰：“元服，谓初冠加上服也。”颜注：“如氏以为衣服之服，此说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传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谓冠为元服。”[1](P229)颜氏对如淳关于元服的释义进行纠谬，并引本书别的纪传中的文字作为旁证。此为非旧说释义例。《高帝纪下》“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荀悦注：“唐者，帝尧有天下号。陶，发声也。”韦昭注：“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臣瓒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颜注：“三家之说皆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之矣。”[1](P81)该注例中，荀悦、韦昭、臣瓒三人对陶唐都有不同的释义，但颜氏据《说文》所引《夏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对旧注进行纠谬。《王贡两龚鲍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颜注：“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1](P3056)颜氏认为注家对商山四皓的说解都属不经之谈，四皓之名也均不可靠，因而摒弃诸说，无一征引。这说明颜氏作注在广搜博采的同时，取舍非常慎重。此为对众说的舍弃。 [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原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07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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