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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之夜方成画
西方的情人节击垮了中国的“七夕节” “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源于汉代。它是中国民间社会唯一一个对爱人表达“思恋之情”的节日。宋元时期，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置办乞巧物品，引起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情人文化经济”。而今，这些门庭若市的中国式“情人经济”，早已移情于那只带刺的洋玫瑰和那苦涩的巧克力。西方情人节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进入中国也只有短短20多年，但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2000年来中国姑娘们每逢“七夕节”的晚上，到丝瓜、葡萄架下，寻觅银河两边痴情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习俗，改变了她们追求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忠贞不渝的宿愿。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情人是对爱人的背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人却放弃儒文化的矜持，冷落“七夕节”，热衷“情人节”，用 “情人”替代“爱人”，用奔放的“一夜之情”替代默默悠长的“相思”。面对突如其来的“情人”文化，饱受“从一而终”熏陶的儒家子弟竟义无反顾地背弃了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相思式婚姻，立即拜倒在玫瑰的瞬间艳丽与幽香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百年的各类政治文化运动后，早已溃不成军。在市场经济提供的文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儒家文化还没有找到复苏的支点。“情人经济”的兴起又为西式“情人节”提供了载体和生长空间，这无疑是对饱经风霜的儒文化的致命一击。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儒家文化中“爱有等差”的思想与人的主体地位再次交锋，结果可想而知:人们不会再为固守“爱有等差”的情感秩序，而付出千年“相思”的精神磨难。他们选择了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和自主的理念，自发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陋习和痼疾，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思”为“相爱”，变儒家文化的“爱有等差”观为“爱，才拥有”的自主相爱观。 有人干脆把东方的“相思节”称为“中国情人节”，梦想以“相思节”对抗“洋情人节”，不知到底是出于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市场活力，还是要用市场割断儒家文化传承的血脉? 东西方爱情文化其实可以并行不悖 儒家的“爱情文化”在整个东方文化圈内都有较深的影响。在现代日本，西方的情人节在民间的盛况绝不亚于中国，但每年七月初七，日本很多地方都放3天假，大举欢庆的场面不能不令我们这个“七夕节”的发源地瞠目并汗颜。东西方爱情文化在现代日本等儒文化圈内并行不悖，体现出儒家文化的 “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走向与文化双赢趋势。 2005年11月25日，当我们陶醉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造节”运动时，韩国人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韩国人把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有位香港学者说，它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其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 以前，我们把强势国家的文化传播称之为“文化入侵”，有些文人墨客也就引经据典，“实证”出文化的交流有碍国家文化安全的怪论。而现在，韩国人捡起我们曾经打倒并遗弃的儒学，就快要把自己演绎成中国5000年最传统的儒家文明的传承之国了。我们不相信自己传统文化的市场活力，而韩国政府却把中国大陆看作韩国式“儒文化”产品最有潜力的市场，计划到2010年，力争占有中国文化商品市场10%的份额。 在“韩味十足”的儒家文化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清晰可见，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和市场活力也蕴含其中。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中国近现代史记载的却是民间文化生态被阶级的政治文化所取代，传统节日的血脉被狂热的“革命文化”革了命。在我国现有10个法定节日中，除还保留一个 “春节”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反映民族的、人性的、亲情的节日。 留住传统节日这块最后阵地 “相思”是东方人表达爱的方式，暗示有距离才有真爱，相思，爱才能持久；“相爱”是西方人的爱情观，预示撞击才会有火花，才有选择。情人节“西风东渐”，实际上未必能够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什么颠覆性的影响，但其文化与市场、爱情与玫瑰、相思与相爱结合的现代文化经济理念，却着实给国人上了一课。 “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情人节”风靡中国表明儒家文化的吸纳能力依然强盛，而“七夕”相思雨的凄凄飘落恰恰折射出儒家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新价值理念、拓展新文化经济的能力不足的缺憾。 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是一个民族血脉延绵不断的象征。如果我们再不珍惜、保护传统节日，不注重儒家文化的市场取向，我们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异国他乡，体验被自己遗弃的、千年“相思”的感觉，不得不去购买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相思雨”的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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