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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的源头与儒学的流变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儒学的核心，这可说是个常识。一般说来这没错，但细究起来又并不尽然。因为，孔子实际不是儒的创始人，商周时代早已经有儒；儒家的许多思想也不是自孔子才开始有的，如《易经》中的许多思想、西周的“礼乐”传统等，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再者，孔子本人也不是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代表，因为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体现是“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只是宗师。当然，这并不是贬低孔子，孔子也很伟大，他虽然只是宗师，但儒家思想成为体系却是从他才开始的。 大家知道，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农耕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促成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我们的先人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可以万事不求人，所以祖宗的一套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子孙来说已足够应用，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源头上看，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从甲骨文可知，殷商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周灭商以后，儒除继续以祭祀礼仪为职外，开始出现以“六艺”教民的“师儒”。在商周时期（严格说应是西周，因为商代文献不足征），礼乐文化可说是整个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礼乐文化的性质不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它们不仅是一套制度和仪式，同时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构和理想，其功能涵盖了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资源的等级分配诸多层面。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诸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仪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儒则是这种礼乐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载和传播者。西周时代“制礼作乐”周公，就是一个大儒，孔子对他很崇拜。 西周灭亡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动荡的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沦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文化教育开始向民间下移，其表现就是以“六艺”教民的儒纷纷散落至各地。由于当时齐鲁之地文明程度较高，保持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因此这里集中了较多的儒。他们中除一些人继续从事“六艺”知识的教授外，相当多的人则凭借熟悉礼仪的本领，从事赞礼、相礼尤其是婚丧礼的活动。孔子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儒”。 孔子是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很强的从政意识，想干一番治国安民事业。但命运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在教育事业上却做得不错。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属于“私学”。他不是当时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开创者，但可以算是当时办“私学”的一个成功者。孔子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儒家”的思想学术群体。 孔子以后，这一学术群体分为八个支派，成了战国时期的“显学”，以后则是孟子和荀子二支独秀。秦以后，儒家发展流变出所谓的汉唐儒、宋明儒、现代新儒家等十分庞杂的系统；又有所谓的经学、理学、朴学之分，学统、道统、政统之说等，这些就不必细讲了。我们还是简单地谈一下孔子的思想吧。 孔子的思想很丰富，但其核心不外是“礼”和“仁”，前者是他继承传统而来的，后者是他创新发挥的。前面提到，传统儒者注重礼乐文化，到孔子时代，他发现礼乐已经僵化了，徒具形式而不复有生命力。礼乐本来只是一种象征，但象征的背后还应有其本质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孔子认为那就是藏在人心中的真诚。孔子把这种真诚叫做“仁”。孔子找到了“仁”，把它作为礼乐的思想基础，用“仁”来重新解释礼乐，超越礼乐的形式而直指其精神实质，以真正体现礼所象征的秩序原则和乐所象征的和谐原则。 孔子认为，“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基础和起点是血缘关系。因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先与之发生的无疑就是家庭血缘关系，即首先是他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这种关系简称就是“父子”，在这一层意义上“仁”的体现就是“孝悌”。当然，人会长大，要进入社会，于是逐渐又会生出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同事、国人等关系。进而可衍生出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关系，乃至可衍生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等一系列关系。而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把孝悌精神向外“推”，按儒家的说法就叫“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从“仁”进一步可推出“忠”、“恕”乃至“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更普泛的原则。 孔子讲“仁”，吃紧处在“爱人”两字，它表现为对人的一种有差等的爱。这是一种区别善恶的智慧，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生命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个人对于理想生活原则的追求。儒家所谓的“做人之道”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做好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平常人，只要顺着自己的善性，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具体的事情中，去学习、去做，就能达到做人之道，实现仁的原则。一旦人能把握了仁的精神，就能领悟到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如果人人这样，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以个人修养为本，以伦理为法，以道德来施政，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基础。 孔子的思想中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交往的道德标准，相信国与国之间也应该有某种必须遵循的交往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远距离的智慧。某些个人或国家也许会全然无视甚至藐视这种智慧，但作为整体的人类不会也不能这么做，否则他离自己的灭亡就不远了！ 孔子以后，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其思想学说也不断地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展开出去，如关于义利之辨问题、人性善恶问题、德性与才能问题、天理人欲问题等等。其中每一类问题都可以开展出一系列子问题，历史上的儒家各派也就是在探讨这一系列的问题，并形成了繁富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尽管很庞杂，但说到底无非四个范畴：个人、家、国、天下；一个命题：“内圣外王”。 二、一百多年来儒学的遭遇 儒学作为一种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已经达到了极致。然而，当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成为人们的经验事实时，它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如工具理性的缺失。由于儒学突出强调了现实、人世和实用，就势必造成轻视抽象的思辩、纯理论的探索，缺乏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一般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总是把学术与现实人世结合在一起，认为学术就只是“知人论事”、“经世济民”和“修己治人”，而其他都是“小道”、“小技”，不值得重视。由此也就造成中国古代理论科学研究的不发达，尽管中国古代具体的技术有相当的成就。再如，由于儒学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制度层面的创设问题也关心得很不够，重“人治”而轻“法制”，“伦理社会”的性质在中国长期得以盛行。 随着中国跨入近代门槛后，在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踏上时运不济的蹇途，而儒家思想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猛烈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谭嗣同的《仁学》猛烈抨击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为“乡愿”和“大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要请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中国人解决民族“劣根性”的“顽症”。总之，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彻底失败，“吾人之最后觉悟”，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 必须承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因为，从历史发展进程和儒家思想历史地位来看，儒家历来与佛教、道教不同，后者总以“方外”自居，即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前者却总是处在历史舞台中心，与国运浑为一体，忧乐共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担当着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经济上的重农轻商等，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学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确实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中世纪社会趋于全面解体，国运维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出现剧变。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时，其愤怒的情绪自然地转向对传统思想尤其对作为正统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应该说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思考和追问，始终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当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之可以说，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许多文化批判多半仅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我们自不必去苛责“五四”的先辈，他们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误区竟又成了一种共识，反传统遂成为百年来中国反复而常新的强势话语，反传统的思潮也一波接一波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 然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它“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中国人始终面对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而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传统也是中国的传统。你主观上想要摆脱儒学文化，它却并不甘愿接受被简单抛弃的命运，所以它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虽然丧失了，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上的地位并未随之消失殆尽。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的意识伴随社会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认识上的断裂，尽管人类不同思想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广，但儒学文化不能不说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物极必反。这不，最近几年来，“国学”这个词似乎又热了起来。所谓“国学”——如果不去深究其来历而方便地说——也就是指传统文化。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问题了，这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还包括了不少民营企业家，当然更少不了传播媒体。国学热同时还传到了国外。 于是，一个老问题又被人们翻了出来重加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老实说,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一直就没有真正中断过，虽然其程度时有不同。 三、儒学文化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论，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并不都是愉快的记忆。可时移事异，今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再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究一下儒学文化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这对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加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让儒学这一地区性的人文资源真正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为全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说都还是有意义的。 探究的目的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全盘继承，颂古非今，而在于了解历史，接续历史。一个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难有所发展，而一个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不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众流、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就前者言，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意义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所谓途径和契机，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鉴，展现理据，启示方向。这里我仅一方面的例子来说说: 人们在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问题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在这些领域里可发掘的资源很丰富；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五四”后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在多次无情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而新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已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当前，市场经济正在中国蓬勃地展开，它固然为我们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唯市场取向特征”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就人伦关系言，人与人之间正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彼此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渐渐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得我们的人伦关系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立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古人尝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规范和原则来定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代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这里所说肯定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是有些儒家伦理思想只需稍加当代转换和诠释即可继承发扬。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历史上儒家要讲、能讲，难道我们就不要讲或不能讲了吗？其二是有些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角度和方向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引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出一些不同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治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 例如对儒家讲的“孝道”，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它强调的是“父父子子”的“父为子纲”，因此对之虽不能如“五四”先辈那样简单地骂倒，但也不能盲目地提倡。今天我们的亲子关系与中世纪不同，它是在经济、政治、人格上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的血缘和情感关系。“五四”时有这样的白话文诗：“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平等”。现代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这本身没错，但我们完全还可以在独立人格的平等基础上，既做朋友但仍然“认作父亲”。儒家强调的“敬老”，也是同样，它不应该再是天经地义的论资排辈规范、秩序、制度和习惯，而是对老人过去所做的家庭贡献、社会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道义回报，更是对一般人性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将老之时，从这层意义上讲，尊重老人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总之,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对它的怨恨而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那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去开创未来。儒学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诚信、和谐、慎独、知耻、礼貌、好学、敬业、崇德、修身养性、见利思义、恻隐之心、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珍生务义……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对它的怨恨而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那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去开创未来。儒学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诚信、和谐、慎独、知耻、礼貌、好学、敬业、崇德、修身养性、见利思义、恻隐之心、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珍生务义……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徐洪兴 讲演者小传 1954年出生。1978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复旦大学就学，获思想史专业硕士，中国哲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美国Fulbri ght学者，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代表作有《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宋学”的由来及其过程》、《疑古与信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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