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书中对诗歌作品的本事记载，可述至先秦。但是，真正有意识地将诗歌与本事紧密结合、创新体例的是唐代孟綮的《本事诗》。此前，《诗经》中部分诗篇本事，虽然见诸先秦典籍（如《尚书》），可是这种记录不是为帮助读者解读这首诗歌，而是其书内容的一部分。故而，《诗经》与其诗篇的本事并没有合在一处，这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无法立即联想到其诗的本事，也使其诗的本事基本丧失了帮助读者解读诗歌的意义。计氏在直接借鉴《本事诗》体例的同时，有感于各种著述中散存大量有关诗文本事的资料，进一步扩大了“事”的外延，除《本事诗》中界定的诗歌本事外，尚将涉及诗文创作背景的诗序、集序、史料、笔记等内容搜集整理后，与诗文归于一处，同视为“事”。如《唐诗纪事》卷二十七“畅当条”中“李端寄当诗并序”即是以诗序为“事”；卷四十九“白居易条”用白居易《香山九老诗》的集序，说明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参与者，使读者详细了解“香山九老诗”的创作背景及诗集由来；卷三十“钱起条”中《湘灵鼓瑟》诗的本事出自《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钱徽传》的史料。计氏这种扩大诗“事”外延的做法，不仅为读者理解诗文作品提供广泛的文史佐证，而且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
其三、《唐诗纪事》中大量选录唐人作品，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诗歌选本。有唐一代诗歌创作繁盛，留传下来的诗篇众多，仅清人编录的《全唐诗》就有四万多首，计氏生活的时代距唐代灭亡仅二百余年，存世诗作应比清代多。因此，计氏在编录《唐诗纪事》的诗人作品时，除直接从唐人别集中选录作品外，还从唐、宋人选本中遴选佳作。如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代韦縠《才调集》、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等。主要是因为选本是编者在一定时间、空间的范围内，根据一定的选择标准，精心择选编集而成的作品集，其本身就是作家优秀作品的汇集。计氏通过选本遴选作品，不但能快速收集一定时空范围的诗人诗作，而且能遴选到世人公认的佳作。对于那些在当时广为流传、普及度较高的诗人诗作，书中采用在纪事和诗评中载录诗作的方法，这样既节省了笔墨，又加深了读者对熟识作家作品的理解。如宋人对杜甫的推崇使杜诗在宋代普及度远高于其他唐代诗人，所以《唐诗纪事》卷十八“杜甫条”未全录一首杜诗，仅在有关杜甫的纪事和诗评中载录几联杜诗。
其四、《唐诗纪事》摘录了大量有关诗人及诗作的评论，这种编撰安排应仿自“资闲谈”的“诗话”。“诗话”即有关诗歌的漫谈，其文可短可长，其内容包括记录诗人轶事、叙述诗歌本事、谈论诗式诗法等。但是，在诗话类著作还没有从诗歌选本和笔记小说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著作时，有关诗人及诗作的品评往往保存在诗歌选本和笔记小说中。如：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等。计氏为“搜采缮录”唐诗评论的资料，将唐诗选本、宋代诗话、各家笔记中的诗评、诗论摘录出来，将其与所论诗人、所评诗歌归于一处，使读者在前人点评的基础之上，更好地解析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风尚。
总之，计氏吸取不同体例书籍的编辑方法，将其融会贯通运用到《唐诗纪事》的编撰中，首创了以诗话、诗评、本事为“纪事”中心，以诗人、诗作为“纪事”经纬的新型著述体例。这种体例融合了选本的遴选佳作、史传的知人论世、诗话的意趣、本事的趣味等特长，其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可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广受欢迎，从而衍生了一系列以诗、词、曲、文“纪事”命名的著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