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是要有精英阶级。当贵族阶级开始腐败，社会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们。于是知识分子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引导者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贵族不一样，贵族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是社会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抗者，也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员者。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三个国家有知识分子，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源来自于法国，更早一点则来自于俄国，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只有这三个国家发生过大革命，所谓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叫社会大革命，一夜之间，不仅政权更替了，连社会结构也发生突变，贵族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大革命的出现，与老的精英阶级贵族的腐败有关，于是便有新的精英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现代的自由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创了信仰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不通过教会的中介，阅读圣经获得启示，直接跟上帝沟通，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传统来自贵族的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二战的时候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爱德华国王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国王站在门口，问屋里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够进来吗？”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贵族的自由还体现在政治自由上，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通过国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纳税。国王要打仗加税，需取得贵族们的同意，不能随便加收。最后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内心自由，这些贵族精神的传统，在英国贵族那里通过与国王的抗争，保存了下来。但在法国贵族那里，自由的精神却死了。路易十四之后，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整天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软禁了。他们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只剩下贵族的躯壳，魂没有了，贵族最重要的灵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实际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国贵族阶级之前，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法国大革命陨落之后，经过拿破仑的军人专制，最后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次王朝的复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奥尔良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贵族阶级被铲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平民时代到来。

　　平等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平等，既可以与自由相结合，也可以与专制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发生在美国，而平等与专制结合，发生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里面，专制制度竟然又重新复辟了。为什么平等的社会之上，能够建立政治威权？政治威权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了两本书：《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发现，新的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平等社会之中原子化的个人。过去贵族时代讲荣誉，到了平民时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荣誉，而是自利，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高速发展，大量的资产阶级产生，人人都在做发财梦，拼命地追求金钱。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个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权时代，这就是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的法国。

　　那时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杨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要紧的是自己的私利，拼命赚钱，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于是奉行犬儒哲学，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放弃了公共责任和公民行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之中，威胁人们自由的，不仅来自政治的威权，也来自于多数人的暴政。托克威尔说，古代民众是追随贵族，以贵族的标准为标准，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会之后，社会没有精英了，于是就由多数人的意见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是否为是非，而少数人的意见被压抑。社会被一种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所谓民意不可违也。那是平民时代出现的另外一种暴政，这种暴政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为多数人的意见真的是代表了多数，要操控一个人很难，但操控多数人容易多了，只要操控了主流媒体，主导了主流舆论，便能操控多数人。所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被操控的。这是平等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对自由的威胁。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呢？当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方案认为应该回到贵族时代，重新产生一批精英，这就是现代的中产阶级，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带领社会前进。托克维尔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趋向平等的，贵族一旦消灭、平等出现之后，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