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象学”之谜|私人语言|现象学描述
有一种观点因颇具说服力而相当流行：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问题之后，以笛卡尔式自我反思为特征的“意识哲学”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这在二十世纪哲学流派中首当其冲的是便是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和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倪梁康先生与张庆熊先生几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1]，彼此相持不下。而随着国内近来对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转型期的所谓“现象学阶段”的关注和研究，以上这种观点又再一次地凸显出来[2]。维特根斯坦发现无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直接描述、或者说如“现象”本身那样把“现象”复制在语言中，而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范畴与普遍性语词来言说现象。所以他认为对现象直接描述的“现象学语言”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后期的私人语言批判，是他这个所谓“现象学阶段”之后的一种自然归宿。
不过，笔者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Weltliche）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一、胡塞尔：对语词普遍性之承认与对逻辑范畴之还原
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现象进行描述以及这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胡塞尔是有着清醒的方法论认识的。在《观念I》中他曾明确地指出：“属于表达行为本质的普遍性意味着，被表达者的一切特殊性绝不能在表达中被反映。意指层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种对底层的复制”[3]。一方面，语言与存在是异质的，表达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尔所说的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于现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对于感觉予料进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复制；他在其现象学工作中从来使用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如果说他对这种语言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只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他说：[4]
在本身只不过是在纯直观中产生的本质理论的现象学中，我们在先验纯粹意识的例示性所与物上实行直接的本质看行为，并以概念或术语将其固定。使用的字词可能取自日常(allgemeinen)语言，这类字词含义分歧，由于意义多变而词义模糊。只要它们在实际表达的方式中“符合”（decken）于直观所与物，它们就具有一种确定的、当下实显的和明晰的意义。
因此，所谓忠实与“符合”、对现象的直接描述，不能误解为寻求与现象的直接同一，而是在“本质看”之后用范畴性的语言将直观到的范畴形式与共相固定下来，形成谓词表述的“事态”，这是一种知性对象性，它表达的是从感性对象中抽出的意义层面，而不是对直观充实的直接再现。现象学的构成不是质料构成，而是意义的构成；现象学描述就是要澄清在一系列意义呈现中那些意向性功能与意向内容方面的细致的本质差异、规则与过程[5]。要做到描述的忠实，只是要排除各种已有的本质理论的影响，对它们实行现象学还原；要做到无歧义性，只是要求术语的严格与明确，而并不是另去创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
但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是否也必然涉及对逻辑范畴本身的还原？进而也涉及对一种用来理论描述的公共语言的悬置？对此，保罗·利科在法译本《观念I》的译者导言中总结道：“无庸置疑，自然态度也涉及逻辑，还原与其有关，而且存在着一个逻辑数学学科的构成问题……逻辑本身在一种原初主体性中有一种先验根源。”[6]因此在没有为逻辑规则以及谓词判断、谓词表述给出现象学的明证性描述之前，这些本质之物都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而且，实际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和怀疑论的长篇反驳，以及在《观念I》中对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集中批评，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他认为经验主义及其怀疑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们一方面声称要一切从直观经验出发，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让自己做出推论时所依据的那些逻辑推理规则本身也从直观中被明证地建构起来。为此，胡塞尔提出应该将实证主义提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贯彻到底。[7]只有当现象学自身为逻辑奠定基础时，逻辑的有效性才会得到承认，而在此之前必须“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8]。他声称，只有自己的这种彻底性，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证主义”。所以逻辑范畴进而公共语言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一方面要保留公共语言作为现象学描述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声称对所有的逻辑范畴予以排除；与此必然相关的是，一方面“悬置”自然态度及其所有本质科学，另一方面施行理论表述的现象学者又要作为世界中的人格主体来运用公共语言。这难道不会自相矛盾吗？对此在《观念I》中胡塞尔是这样来回答的——在谈及把形式逻辑和一切形式科学“置入括号”的可能性时，他说：[9]
现象学可能有机会去涉及的逻辑命题或许只是诸逻辑公理，如矛盾律等，这些公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正当性，现象学可在自身所与物的例示中加以洞见。因此我们能明确地将排除性的悬置作用扩大到形式逻辑以及一般科学全体。
看起来只要能在自身的纯内在性中为这些本质学科奠定其正当性基础，那么现在暂且在理论表述层面上提前运用一下这些逻辑范畴是没什么不妥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在§64谈及“现象学者的自我排除”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10]
我们排除整个自然界和一切超验—本质的范围……但是我们不是刚说过“我们”在实行排除吗？我们这些也是自然世界成员的现象学家们是否能使自身失去作用呢？
胡塞尔认为这种自我排除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区分好这样两个方面：
作为现象学者，我们不应当不是自然人或在我们说话时设定自己不是自然人。但是，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对自己应用了现象学还原的准则……现象学家与任何其它本质科学家，如几何学家，并无不同。几何学家在其科学论著中往往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但是进行数学思维的主体并不包括在数学命题本身的本质内容之中。
如果心理学家或逻辑学家在进行心理学或逻辑学研究时，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自我或逻辑学自我是被排除或者说被“悬置”起来的，而这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和误解，那么现象学家在进行现象学研究时排除他自己的自然态度中的自我，这又有什么困难和值得奇怪的呢？逻辑学、心理学的本质规律只是借助于那个思维的主体而被表述出来，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涉及这个思维的主体本身。那么现象学的本质洞见不也一样吗？——它只是借助于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者及其语言表述而被表达出来而已。
但是，被表述的逻辑学规律与行表述的逻辑学家，它们毕竟都是自然态度中的相关项，逻辑学规律并不否定逻辑学家的自我存在及其表述的有效性，只要逻辑学自身能给出逻辑规则的证明，那么逻辑学家事先非反省地运用同一推理规则就仍然是合理的。然而现象学不只是在同一世界之中悬置与它自身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两门本质科学，而是要排除自然态度的“总设定”（Generalthesis），是要将世界设定本身置入括号；同时现象学者却是自然态度中的人，作表述的语言又是充满着超验—本质物的语言。用一种世界态度中的语言来描述一种非世界态度的直观，难道不会带入某种先入之见吗？
对此，在《经验与判断》中再次谈到语词的普遍性问题时，胡塞尔“警觉地”谈到了运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就有可能预先带有自然态度的理解。他首先说：[11]
为了达到前谓词经验的真正最终的原始明证性，我们将不得不……回溯到最素朴的经验，并为此建立外部作用的一切表达方式……因此我们纯粹只让感性知觉、然后让一般知觉发挥效用，我们把世界纯粹只作为知觉世界来考察……已经意味着在其中包含有对全部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排除……
然后胡塞尔马上就指出，对这种经验的观察和描述本身“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理想化了”，已经使用了共同体的语言、普遍的名称，其对象也已经被看作“为一切人的对象”了，但是对此他却认为：[12]
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困难，即我们的语言表达必然是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交往性意义的表达，因而在使用任何一种对象标志的同时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总是至少已被提议了，并且总是一再地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才能避开表达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意义。
然而这种“装作”多少带有些自欺欺人的嫌疑，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装作”？好像只要我们不断保持警惕，不断地进行现象学还原，就可以把自然态度的影响清除出去。但假如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避开某种“先入之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