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 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是的，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和大批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之间尚有距离，在这段距离之后，当今的欧洲正在开始发臭，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拟压抑我的感叹和我最后的期望。什么东西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无法结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气！恶劣的空气！是某种失败的东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种失败者的内脏……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苦难、贫困、恶劣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够对付其余这些困难的；人生来就是一种地下的、战斗的存在；人总是会不断地接触到光亮，不断地经历他的胜利的黄金时刻——然后就停留在那儿，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坚不可摧，这样急切准备迎接新的、更艰难、更遥远的战斗，就像一张弓，任何困难都只能使它绷得更紧。不过我时常得到恩赐— —假设在善恶的彼岸当真存在着上界的恩赐者——使我能看一眼，而且也只能看一眼某种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有力的、凯旋的、多少还能引起恐惧的东西！看一眼为人作辨护的人，看一眼人的那残存的、正在消失的机运，以便能够保持对人的信任！……因为事实是欧洲人正在变得渺小和平均，因为看到这种情况就使人厌倦……我们如今已不再能够看到任何会变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人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毫无疑问，人总是在变得“更好”——这正是欧洲的劫难——在我们停止惧怕人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他的热爱、尊敬、期望，失去了对人的追求，看到人就会事感到格外厌倦——这不是虚无主义又是什么？我们对人感到厌倦了……
十三
言归正传，关于“好人”观念的另外一个起源，也就是仇恨者想像出来的那种好人，这个问题出需要有一个解。羊羔怨恨猛兽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为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如果羊羔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猛兽如此之恶，难道和猛兽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羊羔不能算是好的吗？”那么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建立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尽管猛兽会投过讥讽的一瞥，它们也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并不怨恨这些好羊羔，事实上我们很爱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比嫩羊羔的味道更好了。”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一定量的力相当于同等量的欲念、意志、作为，更确切些说，力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欲念、意志、作为本身，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语言对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谬误），这种力才会显示为其它，因为语言把所有的作为都理解和错解为受制于一个作为着的 “主体”。正像常人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把后者看一个主体的行动、作为并且称其为闪电一样，常人的道德也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似乎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强力的表现与否和这个中立的基础毫无关系。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就是一切。常人让闪电发光，那实际上等于给行动加倍，使之变成行动——行动：也就是把同样一件事一会儿称为原因，一会儿又称为结果。自然科学家也不强似常人，他们说，“力在运动中，力是始因。”我们的全部科学，虽然是极为冷静的，排除了情绪干扰的，但是却仍然受着语言的迷惑，而且始终没能摆脱那些强加上去的替换外壳，即所谓“主体”。
例如，原子就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同样，康德的“物自体”也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毫不奇怪，那些被压抑的、在暗中闪耀的报复和仇恨的情感利用了这样一种信念，甚至是空前热烈地信奉这样的信念：即强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弱者，猛兽可以自由地选择变成羔羊。这样一来，他们就为自己赢得了把成为猛兽的归类为猛兽的权利……与此同时，那些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战胜者，他们出于无能者渴求复仇的狡猾在窃窃私语：“我们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区别，让我们做好人！所有不去侵占、不伤害任何人，不进攻，不求报的人，所有把报复权上交给上帝的人，所有像我们这样隐蔽自己、避开一切罪恶，甚至很少有求于生活的人，像我们这样忍耐、谦恭、正义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冷静而不带偏见地倾听，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不过是：“我们这些弱者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但是这种就连昆虫都具有的最低等的智力（昂虫在危险时刻也会佯死，以免行动“过多”），这个冷酷的现实却由于无能的伪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缩、平静、等待的道德外衣中，就好像弱者的弱原是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是一种自发的举动，是某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行动，一种功绩。这类人相信，一个中立的、随意选择的“主体”必然产生于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这种本能惯于把所有的慌言都神圣化。上述主体，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灵魂，或许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好的信仰了，因为它使绝大多数会死亡的人，使各种各样的弱者和受压抑者能够进行高超的自我欺骗，使他们能够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解释为功绩。
十四
有谁想上下求索一番、看看理想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谁有这份胆量？……好，让我们开始吧！这儿有一条缝，可以经常窥见这些阴暗的作坊。请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胆先生，您的眼睛必须先习惯于这变幻无常的光线，……好了，现在请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说出来您都看到了些什么，您这个最危险的好奇家伙——现在我是倾听者——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的却更多。在那儿从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一种审慎、狡猾、轻微的耳语。我觉得他们在说慌，每个声响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软，他们说无疑软弱应当被当作功绩来称赞——您说对了，他们正是这样。”——
——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接着说！
——“我敢断定他们非常悲惨，所有这些耳语者和躲在角落里的伪造者，虽然他们挤做一团取暖。可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悲惨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就像人们鞭打自己最庞爱的狗一样；或许这种悲惨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或许它竟是以黄金作为巨额利息最终获得补偿的东西，不，不是用黄金，而是用幸福补偿。他们把这种幸福称之为“极乐”。
——说下去！
——“现在他们向我解释说，尽管他们必须去舔强者和主人的唾沫（不是出于恐惧，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尊敬所有的上级），但他们不仅比这个地球上的那些强者、主人更好，而且他们的‘境况也会更好’，至以有朝一日会更好。可是，够了！够了！空气污浊！空气污浊！我觉得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散发着一股弥天大谎的气味。”
——“不，请稍等一下！您还没讲到这些黑色艺术家的绝招呢！他们能把任何一种黑色的物体造成白色的、牛奶般的、纯洁的东西。您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魔术的高超？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最大胆、最细致、最聪明、最有欺骗性的手腕？请注意一下！这些满怀报复和仇恨心理的寄生虫，他们从报复和仇恨中究竟造出了些什么？您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些词句？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谈，您是否会知道，这些人纯属忌恨者？”
——“我懂了，我再把耳朵竖起来（对！对！对！把呼吸也屏住）。现在我才听到他们已经一再重复过的话：‘我们这些好人——我们是正义者。’他们把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叫做报复，而称之为‘正义的凯旋’；他们仇恨的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不是！他们仇恨‘非正义’，仇恨‘无视上帝’；他们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复仇，不是陶醉于甜蜜的复仇（荷马曾经说过，这种陶醉比蜜糖还甜），而是‘上帝的胜利’，是正义的上帝战胜不信上帝的人；这个地球上还值得他们爱的不是那些满怀仇恨的弟兄们，而是他们称之为‘充满爱心的弟兄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好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把那种在悲惨生活中给了他们安慰的、关于所谓的未来极乐世界的幻觉叫做什么？
——“什么？我听得准确吗？他们把它叫做‘终审日’，他们的王国，即‘上帝的王国’到来之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们暂且生活在‘信仰’、‘爱’和‘期望’之中。”
——够了！够了！
十五
信仰什么？爱什么？期望什么？无疑，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这“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可是为了获得在这个王国生活的经历，人必须活很长时间的、必须越过死亡，是的，必须获得永生才能够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国”里使自己那“在信仰、爱期望中”渡过的尘世生活得到补偿。可是补偿什么？用什么来补偿？……我觉得但丁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凭着一种能唤起恐惧感的机灵在通往他的地狱的大门上写下了“我也是被永恒的爱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应当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那个天堂的极乐又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答案来了，但是最好还是请一位在这类事情上享誉很高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教师和圣人，来为我们证实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温柔的口吻说道：“享福总比受罚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同样，在天国里，人们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如果读者愿意听，这儿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用更强烈的语气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试图劝阻他的基督徒们不要公开地为所欲为——为什么？他非常激烈地写道：“上帝的拯救将给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欢乐，我们拥有的不是身强力壮的人而是殉道者，如果我们想要血，我们就有基督的血……但是想想看，在他凯旋归来之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吧！” 接下去他继续描绘那迷人的幻景：“是的，还有奇迹会发生——在那最后的永恒的终审日。异教徒从来就不相信会有那一天到来，他们讥讽地说，这整个旧世界连同它的历代居民就将毁于一场大火的那一天决不会到来。可是那一日的奇迹将会是多么宏大，多么广阔！那种景象将会使我惊讶，我将会怎样地大笑，欢乐，狂喜啊！我将会看到那些国王们，那些据称是伟大的国王们，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着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们一道在天堂受到欢迎！我还将看到那些亵渎了耶稣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们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于对基督徒的仇恨而点燃的火焰还要炽热。我还将看到那些先知、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曾教导他们的学生说上帝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人并没有灵魂，如果有，那些灵魂也决不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躯体中。面对着聚在一起的学生们，那些哲学家将会羞愧脸红！此外我还将看到诗人们在审判员席前颤抖，这不是拉达曼陀斯的坐席，不是米诺斯的坐席，而是基督的坐席，是他们从未抬眼看过的基督！而后我还将听到悲剧演员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悲剧中他们的声音更加动人；还有表演家，他们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轻柔。我还会看到四轮马车夫被火轮烧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见体育运动员，他们不是在他们的运动场上，而是被推进火堆——除非我到那时也不想看这一场景，可是依着我的愿望我却要看个够，因为他们曾经把愤怒和怨恨出在上帝的身上；我会说：“这就是他干的，那个木匠或者妓女的儿子（特图里安在这里模仿犹太人的谩骂，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在犹太法典中用的称呼是耶稣的母亲），那个不遵守安息日的人，那个有魔鬼帮助的撒马利亚人。他就是犹大出卖给你们的那个人，挨了一顿芦杆和拳头，污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胆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被信徒们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们说他已经升天了，除非是园丁把他挪走了，以免来访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地！这是何等样的景象！何等样的狂喜！哪个罗马执政官、会计官、教士能给予你这样的赠礼？可是所有这一切却属于我们，对于精神想像力的信仰勾画了这副图景。但是那些耳闻不见，目睹不到、心感不觉的事物究竟是些什么？我相信，这是比在马戏场、剧院、圆形剧场，或者任何体育场里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乐。”——原文如此。
十六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与坏”和“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虽然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稳占上风，但是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胜负的问题就悬而未决；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战争又升级了，因而它也就变得更深刻，更具有斗智的性质了，结果是目前也许还找不到更确切的标志来标记那超越这种对立的“更高级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种对立的另一真实的战场。这场战斗的象征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垂训千古，这就是“罗马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罗马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战斗，更严峻的课题、更仇视的对立，罗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种违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罗马人认为犹太人“对整个人类充满了仇恨”。如果人们有权把人类的得救和未来同贵族的价值观，即罗马的价值观的无条件统治联系起来，那么罗马人的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可是反过来犹太人又是怎样看待罗马人的呢？有千百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观念，而我们只需再读一遍圣约翰的《启示录》，那文字史上最偏执狂热的发泄、那对良知的报复。请不要低估基督徒坚韧不拔的本能，他以此为这本仇恨之书贴上了爱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热地偏爱的那些福音信条——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诈骗，这里面潜藏着一个事实：罗马人曾经是强壮的、高贵的民族，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甚至梦想像罗马人那样强壮和高贵；罗马人的所有遗迹、每一个刻痕都是迷人的、庄重的，只要人们能够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犹太人却是杰出的、充满怨恨的教士民族，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民俗道德天才，我们只需拿中国人和德国人这些有相似天赋的民族和犹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谁是第一流的天才，谁是第五流的，目前他们之中谁取胜了，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还有什么疑问？想想看，在罗马本土人们把谁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礼拜——而且不仅在罗马，在差不多整整半个地球上，哪儿的人们变得驯服了，或者将要变得驯服了，那儿的人们就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稣，向渔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罗，向玛丽亚，那个起初被称为耶稣的人的母亲）。这真是奇怪，罗马无疑是战败了。的确，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苏。罗马就像一个假死苏醒的人一样在那座新建的犹太式罗马城的重压下面蠢动起来，那新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从此，欧洲最后的政治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嚣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怕的担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橡最后一个路标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这个跚跚来迟的人，他具体地体现了高贵理想自身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思考，问题究竟何在：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
十七
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