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和隐喻的关系的探讨是利科尔的本文解释学理论的深化。本文和隐喻的共同基础是话语。区别在于二者的范围不同,本文的范围是作为“作品”的层次,隐喻的范围是作为“言词”的层次。本文的语境关联面向实在,面向读者的当下情境。隐喻就是多义词的一种可能意义的实现,就是语词的意义语境的变化。根据二者的辩证关系,利科尔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在‘含义’及‘含义’的说明层次上,把我们从隐喻引向本文,然后,在作品指称语境和自我的层次上,即解释的层次上,从本文走向隐喻。”[1](Ｐ176)然而,利科尔并不满足,他认为,对整体作品的解释是由隐喻来说明的。因为,隐喻的能力是和诗的创造能力相联系的。作为整体作品的意向性,这正是本文的重新语境化的关键。
因此,解释在本质上是关于作品揭示语境的能力,作品或本文为自己创造潜在的读者的能力。这就是本文的意向性。而理解就是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接受放大了的自我的过程。本文作为意义的客观化是作者和读者的中介,作为这种中介的补充概念是“占有”。占有意味着将最初异化了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看待”。它不仅是本文的间距的补充,而且是自我的放弃的补充。
利科尔通过系统阐述本文的概念,开始了从语义学向解释学的过渡。本文是话语构成的作品,它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不能分解成构成它的句子。此外,本文还是一个“书写”的作品,它使本文离开了言谈话语的实际情况,产生了“间距化”这一本文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利科尔区分了四种间距化1)所说的意义表达和对所说的事间距超越。(2)书写的表达与原说话者之间的间距。(3)书写的表达和原来听众之间的间距。(4)本文的称谓范围和言谈话语指称范围的间距。因此,正如《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英译者汤普森所说:“利科尔的解释理论的主要特点能从书写话语的特点中派生出来。”[1](Ｐ15)前两种形式的间距化意味着本文的客观意思不是其作者的主观意向,而是别的东西。因此,理解问题不需要回到作者的意图就可以解决。后两种形式的间距化使书写的话语不受对话者和对话情境的约束,可能会引发对本文的两种态度:一是把本文指称范围看作是自我封闭的世界,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本文的意义。对本文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说明。二是寻求本文面前暴露出来的世界,不是本文的内在建构,而是这一建构所指向的某个可能的世界。在这一层次上,理解就是从说话本身过渡到这些话所说明的事物。在此,利科尔以结构主义为中介,以语用学的话语行为理论在重新发现意义的阅读过程中超越了说明和解释的对立。
利科尔的解释理论延伸到了历史—社会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利科尔认为,行动即可以被看作是本文。人类行动也表现出某种意义和具有某种指称,它也拥有内在结构以及某种可能的世界,即人类的某种潜在存在方式,这种方式能通过解释过程得以说明。既在某种传统之中又与其保持一定的间距,这种归属与疏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把解释学理论扩展到历史领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解释理论重新肯定了解释学和思辨理论的联系。思辨不可能脱离对某种文化传统的解释。思辨不是纯粹的主体的“我思”,思辨的主体必须首先属于一个“我在”的文化传统,然后才能进行“我思”的活动。在进行认识论的我思之前,必须进行本体论的解释。
利科尔认为,解释哲学必须在康德的反省哲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解释学就其保持理解意义和自我理解的联系而言,它是反省哲学的继续。但它又包含通过本文的中介对主体幻觉的批判,因此,它又不是“我思”的解释学,而是“我在”的解释学。因此,在主观唯心的先验知识和客观唯心的绝对知识之间,利科尔的解释学确实具有辩证法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