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问题的第一个视域是划定意义的对象领域[所属]的实在区域，但没有第二个视域，即将其“嵌入主体和判断问题”（《全集》1卷40页），它是不能被赢得的。真理的逻辑要求填补司各脱（从而当代的新经院主义）及拉斯克（从而当代的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所具有的某种空白。只要范畴理论依然像拉斯克的理论那样，将全部目光都集中于“真正的先验性”（“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的”对象），它就尚未揭示知识作为认知是如何可能的。20二律背反将依然会出现，因为“要比较判断的意义和实在的对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全集》1卷273页）。拉斯克的对象意义的要素和判断的意义的要素之间的同构（LU, 394页）只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需显示此同构是如何被给予的。
与拉斯克相对，海德格尔现象学地阐释了这一问题。认知不是比较而是充实（Erfüllung）。这也就是说，被给予的对象、“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是“判断的意义的尺度；后者从它那里获得它的客观有效性”（《全集》1卷273页）。但是这意味着，拉斯克的逻各斯的内在领域（作为原型意义的对象的所在或“澄明”）的被给予性必须被逻辑地加以定位。如果不涉及主体，对对象的逻辑澄明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存在论真理必须奠基于早已被司各脱指出过、“被正确理解的内在性概念”之中（《全集》1卷273页）；存在和真理的可转换性蕴涵着拉斯克的论题“‘逻辑的存在者’和对象的可转换性”（《全集》1卷279页）。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司各脱来说，逻辑的存在者（从先验逻辑观点来看的对象）是一种生命中的存在（ens in anima）。这不可能是一种现成的、实在的心理实体，不可能是一种活动或表象，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意向对象的意义’（noematic meaning）”（《全集》1卷277页）。
对于海德格尔对知识和对象之间的意蕴关联的理解来说，提及胡塞尔是非常关键的。意向对象，也即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无非就是在反思的第二意向（secunda intentio ）中被把握到的事物本身，在这第二意向中意识不是（像在 原初意向[prima intention]中那样）被导向“在其直接实在性中的实在对象”，而是“被导向它自己的内容”（《全集》1卷279页），也即真实的对象“的”可理解性，并从而也被导向它的范畴结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认知的对象和对对象的认知之间的区分归属于内在性的领域，这种领域是受反思的和非反思的意识之间的（现象学的）区分支配的。“实在样式间的首要区分是意识与实在之间的区分；更准确地说，是在实在性的非有效样式间的区分，而这些非有效样式转而又总是能在以有效性为特征的意义背景之内并通过它而被给予”（《全集》1卷279页）。如果说“只是因为我生活于有效性领域之中，我才能知道关于存在者的事情”（《全集》1卷280页）是正确的，那么说只是因为能反思这样的“生活”，我才能知道有效性领域的事情，这也是正确的。
有了他的现象学的内在性概念，海德格尔就能够“在主体和判断问题的范围之内”来安置拉斯克的范畴有效性理论了。如果范畴——海德格尔在此称之为“对可经验的东西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要素和资源”（《全集》1卷400页）21——并非来自对实在者的“复制”，而是“相关于”质料而安排秩序的原则，那么需要解释的，大略地说来，是它们的充实的需要（Erfüllungsbedüftigkeit）（拉斯克）或语义学的质，以及它们对某物的有效（Hin-gelten）或对质料“的”持有（holding）。在拉斯克将有效性视为一个不可还原的先验范畴的地方，海德格尔就指出它必须被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意向性是逻辑领域的‘规定范畴’”（《全集》1卷283页），也即“决定秩序和划定逻辑学领域的契机”（《全集》1卷281页）。如果不把逻辑的这一“主体方面”考虑进来，那么一种范畴的“客体逻辑”理论“必定依然是不完备的”（《全集》1卷404页）。
范畴是“对象的最为普遍的决定因素”，但是提及一个对象就已牵连着主体了（《全集》1卷403页）。首先，在生活的“单纯被给予性”中，意识“朝向‘真的’状态”（《全集》1卷285页）；其次，人们要“意识到它是真的、有效的意义，就只有通过判断”（《全集》1卷285页）。于是，范畴理论遇上了传统的被给予性和“述谓”问题（《全集》1卷403页）。对象是如何作为有效意义（“‘真的’状态”）被给予的，以至于通过作为“取位”的判断主体的“成就”，主体就能够“意识到意义”（《全集》1卷285页）？述谓活动及其内在逻辑构造——判断的意义——如何能对超验的对象（“实在的非有效样式”）有效呢？这一问把人们从范畴理论带到了意义理论，因此必须在此对之置而不论。但是在“结论”中海德格尔总结道：只有“从判断开始”，“范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于‘思想之外’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为“不把 ‘主体逻辑’考虑进来，即使谈及内在的和先验的有效性也毫无意义”（《全集》1卷404页）。
当海德格尔引入“投射”（Projektion）一词来探讨一个对象领域是如何被范畴所构造时，他就已经触及了主体逻辑问题，虽然他并没有展开。例如，只有通过将它们投射入一个受范畴支配的“同质媒介”或“生活元素”（Lebenselement）之中，我才能计数极为特殊的对象质料，如“两棵树”（《全集》1卷255页）。当司各脱为了区分被给予性的样式(存在[essendi] ,意识[intelligendi],指示[significandi])而诉诸主体或“行为”分析时，他就暗示了主体逻辑，而胡塞尔则为海德格尔指明了这一点(《全集》1卷321页)。22但是在司各脱那儿也有一个空白：他缺少一个“精确的主体概念”（《全集》1卷401页），加之经院心理学处于主导地位的“客观的－意向对象的导向”(《全集》1卷205页），这意味着司各脱从没有完全地将客体逻辑（范畴理论）与判断中的被给予性，以及客观性的构造这些主体逻辑问题完整地结合起来过。23
如果说中世纪的逻辑学最终没能将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立即指出，当代逻辑理论同样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比较了两种对立的现代观点——屈尔佩的批判实在论和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唯心主义——以此表明二者都没能够成功地澄清认知和对象之间的关联。
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在认知的经验的（心理的）方面和理性的（范畴的）方面之间做了区分，并坚持认为后者，范畴，使我们得以从仅仅“设定”（poisiting）一个先验对象（在主体被给予性的基础之上）进展到对之进行一些如实的述谓。24这避免了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因为[按其观点]范畴不是作用于知觉的被给予物的联想的原则。但是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屈尔佩的观点，“被认知决定的实在世界的对象”并非如实地“呈现在知觉中，并非仅仅在意识中被给予，而是首先通过认知的过程，尤其是通过科学研究而被把握”，而且这也恰好正是马堡（形式的）唯心主义的首要观点：认知的对象不是被给予者，而是通过科学的不断探索而被赢得的有效判断，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理念(Idea)。由于没有认识到判断问题（被纳入它自己的科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对于“客观性的奠基”所具有的意义（《全集》1卷403页），批判实在论是不够批判的。25
但马堡唯心主义也未获成功，虽然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首先，通过把空间和时间处理为范畴，它规避了被给予性问题。随着康德的先验美学的这种逻辑化，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形式唯心主义没能“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原则与其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集》1卷404页）。如果范畴从质料那里获得它们的意义，那么除了现象学地诉诸不同类型质料的被给予性，它们就不能被理解。其次，出于对心理主义的恐惧，它将意向行为（noetic）或行为的领域贬斥到“理性心理学”中的范畴构造的地位上。但是如果质料并非首先被给予“理论的”主体，而是被给予投身于前理论的、实际的世界生活的意识，那么这种对“客观有效”思维的形式重构就会错失在其中可觅得范畴之起源的那个维度，也即处于“生活”中的可理解性或澄明。
是拉斯克最接近于克服了当代实在论和唯心主义的缺陷。以其被从质料上决定的范畴形式理论，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全集》1卷405页）。但是质料如何决定形式的问题——原事态的所在——最终开启了一个“新领域”，在其中拉斯克不能“对可感觉质料和非可感觉质料之间的区别做出充分的解释”（《全集》1卷405页）。也就是说，如果范畴自身就是先验逻辑认知的“质料”，那么拉斯克对范畴如何能被给予（就如可感觉地存在的质料在知觉中如何被给予）这一问题的忽略就是不合适的。拉斯克关于意义的“真理论的（aletheiological）实在论”从而最终依然是非批判的，因为他把所有这样的问题都看作是心理主义的。通过将有效性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海德格尔为这一问题指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他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他是多么严肃地来对待它的。26然而，在这里海德格尔只是简单地评论说，如果不首先弄清“下判断的主体”，那么人们将“永远不能将所谓的‘有效性’的意义完全端呈出来”（《全集》1卷405页）。
关于范畴问题的第二个视域，海德格尔接着指出，必须将批判实在论和先验唯心主义的动机（motives）带入“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去”（《全集》1卷404页）。屈尔佩的实在论正确地保留了认知对象的先验性，但是它的自然主义没有公正地对待意义问题。马堡唯心主义正确地坚持了有效意义的逻辑首要性，但是和拉斯克一样，没有认识到“逻辑的最基本问题自身只显示给那些将‘前科学的’知识考虑在内的逻辑探究者们”（LP，185页），在这种“前科学的”认知中可觅得在质料上被决定的形式的起源。但是，即使说拉斯克把握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的话，那么他对判断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还是依然深陷于“真正的先验性”这一准教条主义泥潭之中，这种先验性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它脱离了在内在性中赢得或发现结构的问题。质料决定的问题并没引导他走向对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进行不可规避的有原则的探究”（《全集》1卷405页），从而它的“极富成果的”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对象的意义概念，驱使他来到了“他也许从没充分意识到过的形而上学问题”面前（《全集》1卷406页）。27但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又是什么样的“更高的统一体”呢？这就是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
5．形而上学问题
前两个问题域属于逻辑自身，包含其客体和主体方面的协调。然而，第三个问题则要求超出逻辑的范围，从而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在此所谓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前行论述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超出之举的成问题的特征说些什么了。
如果第一个问题（在范畴上划定意义的逻辑领域）不诉诸第二个问题（主体和判断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那么海德格尔是通过诉诸胡塞尔的内在性观念而开始走向这一目标的。胡塞尔的《观念Ⅰ》已提供了“对‘意识’的丰富性的决定性洞见，并摧毁了关于意识一般的空洞性的通常看法”（《全集》1卷405页），但最终说来这还是不够的：“人们根本就不能如实地看到逻辑和它的问题，除非它们由之而被解释的背景成了超逻辑的”（《全集》1卷405页）。尤其是，为主观的（现象的）逻辑问题提供背景的内在性概念，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或当代的唯心主义或实在论的模式来理解。显然，能澄清这种内在性自身的范畴不能通过对认知的意蕴关联，也即对逻辑的“认识论主体”的反思而被赢得。必须超越逻辑，超越“理论态度”，这种态度“只是活生生的精神（living spirit）的诸多形成方向之一”。这样，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就显示为，依据“活生生的精神”观念“对意识进行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解释这样的任务”（《全集》1卷406页）。由于这“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精神”（《全集》1卷407页），所以“历史和它的文化－哲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就必须成为“在范畴问题范围内决定意义的因素”（《全集》1卷408页），也就是说，在一种范畴形式理论中，历史属于决定着意义的质料。
这些观念引出了诸多问题，它们对充分阐释海德格尔的早期逻辑著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虽然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吁求反映了他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是他自己的话语则远非一种盖泽尔（ Geyser ）或者森特罗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它们来自黑格尔，或者更精确地说，来自狄尔泰的后黑格尔主义的生命哲学。但在此我们将仅仅指出，海德格尔诉诸形而上学的方式与真理的逻辑有关。海德格尔说，正是“真理问题”要求一种“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哲学离开了逻辑“结构研究”而“突入到真正的实在和真实的真理（ture reality and real truth）”（《全集》1卷406页）。即使逻辑意义（真理）既非心理的又非形而上学的，但海德格尔依然要求以某种方式对其所谓的“存在论”地位予以具体阐明。形式/质料的结构统一体在逻辑的范围内也许够用了，但是如果人们要为逻辑学“保证给我们真正的实在和客观性”的能力奠定根基，那么“逻辑的意义就必须被带入到与其存在的意义（ontic significance）也有关的问题中去”（《全集》1卷406页）。
这些有所节略的评论等于宣称先验逻辑没能回答问题：何为意义？“形而上学”应当提供通达“存在的意义”的途径，但清楚的是，海德格尔在“结论”中的用法并不与那个主要文本[《教职论文》——译者注]中被发现的形而上学（一门关于超感觉实体的科学）的意义一致。何为存在的意义？当海德格尔暗示说这将是一种“对对象概念的先验的－存在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在“存在的意义”这个词中听到他后来作为存在论而加以展开的东西，也即对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的（先验）研究，这是承继作为真理基础的原型意义的先验逻辑研究的学说。
一种源自先验逻辑学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最终要求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一点昭然地显示这样一个问题之中，即如何用那个主要文本中的系统术语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协调起来这样一个问题之中。考虑到逻辑学作为理论的理论的绝对优先性，它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作为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理论的形而上学。又考虑到对象、形式和质料是全部的逻辑原则，那么对于对象的一种存在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对形式和质料的原事态的）“存在的”意义的把握。例如，说质料“决定”形式，或者说形式“澄明”质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形而上学是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那么关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它又能告诉我们哪些逻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呢，既然它已经预设了逻辑？它的“超逻辑”原则从何而来？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但两则评注已指出了困难之所在。28第一，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在中世纪哲学中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是“共属一体”的，“脱离了生活，作为一种理性主义构造的哲学是无力的，而作为非理性主义体验的神秘主义则是盲目的”,因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必须在某种更高的统一体中被审视（《全集》1卷410页）。第二，与质料决定问题相联，他承诺要揭示艾克哈特（Eckhart）的神秘主义对于“真理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全集》1卷402页）。29因此，似乎决定形式的质料并不要求作为一种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反之，对逻辑意义的“真正的实在和实在的真理”，及对它的“存在的意义”的突破，似乎蕴涵着与神秘主义的结合。然而它也将有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的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它依然关注着批判的、在现象学上被理解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关联”（《全集》1卷277页）。
因此，范畴问题的形而上学视域也要求一种对主体的先验的存在解释。主体的“真正的实在”是历史的，在其内在性中真理问题逻辑地被构建并被解决。范畴既然是质料自身的意蕴关联，那么它就不能从一种无时间性的意识一般中推演出来。因此范畴的出现——“对可经验者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资源”的出现——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了对范畴的本质进行“存在的”解释，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如果并非首先是在科学中，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前理论的可理解性中、在其“在有效性中的生存”中，质料的意蕴关联原初地显示自身，那么把范畴理论限定于科学的可理解性原则就是人为的做作。可理解性、范畴体系并非仅仅在理论生活中才被发现。因此，逻辑学必须认识到，意义（和范畴）的根源存在于活生生精神的所有富有意义的形成方向中。只有通过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及其与形而上学的‘起源’的关系”，人们才能理解如何能将“行为的独一无二性和个体性与意义的普遍性和持存性本身一起融入活生生的统一体中”（《全集》1卷410页）。30
这就是意义的形而上学，也即“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终极视域。意义（逻辑对象）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之间的差别被设定了，虽然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表明这种意义与一种对行为的非心理学的、逻辑的研究并非水火不容。但是，在形而上学的或“存在的”层次上，依然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来理解个体性和普遍性、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要求对内在性和意识的现象学领域进行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认识论的内在性必须被提交到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超逻辑背景中去，这种背景是意义的原初所在（虽然显然不是根源）。海德格尔没有说人们怎样做到这一点，也没有说这种解释的逻辑地位会如何。
可以表明这一要求很快就把海德格尔引向了他的核心发现之一，也即抛弃意义与“对象”的先验逻辑的同一性，转而采用（作为“世界”的）意义的先验存在论概念。但是这将需要考虑他早期的弗莱堡讲座课程，同样也要求对他如何和为何逐渐抛弃了1916年的“哲学的更深层的、本质上的世界观特征”这一思想（《全集》1卷410页）进行充分的解释，这一思想是掩藏在他那有点神秘主义气息的形而上学背后的。我们在此只是提请人们注意：对范畴理论、对哲学化的科学的要求，继续在他那些研究缘在（Dasein）的生存状态（existentials）的文本中发挥着影响。尽管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存在与时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在逻辑真理问题中被摆明的挑战，也就是去说明不同的（包括它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式中真正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种说明并不意味着为知识问题提供某种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而是对它的一种先验存在论的再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