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还是在经典文献中，知与智是不同的。知是指学而知之，智则是指生而知之。知与识相通，对智而言，则有转识成智之说。
为何在中国没有产生知识论，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或许可以找到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解释路径。
关于语言的“是什么”的叙述方式，是我们人类在对象性思维中唯一可能的言说方式。我们除了对“是”和“是什么”言说之外，还不能说得更多。对此，我们只能以上帝的预设作解，因为上帝为我们掷骰子。
我们所拥有的“问答”逻辑是对象性思维的知识逻辑，即在设定一个与发问者相区别的观照对象的前提下才能发问。当将“知识”本身作为这种对象进行发问时，我们也只能依据这种问答逻辑。这种逻辑是我们能够进行发问的前提预设。
参见《辞源》中“知”字条目。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参见张蓬：《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参见黄颂杰等著：《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1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0页。
参见赵汀阳：《长话短说》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参见（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著：《伽达默尔》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38页。
参见宋宽峰：《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探究的知识论前提》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赵汀阳：《长话短说》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3．黄颂杰等著：《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著：《伽达默尔》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