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现代性的回溯发现，现代性作为人类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其发生的深层机制在于人类思维在把握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有一种本能的自洽性预设，这也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超越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在于回到人类的原初自我，即前概念、前反思的“生活世界”。
关键词：现代性 理性化 同一性 自洽性预设 生活世界
一直以来，现代性就是一个有着颇多争议的概念。“现代性”显然对应于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其中主要是指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性”也牵扯到某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一般被称为“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①在今天，现代性的全球规模已经形成，它在给人们带来健康、富足和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以至于当今时代强调许多现代性策略的不良后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而且，在回溯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应该说，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因为现代性以及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带着一种冲动，要突围到与自身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中去。从其构成看，现代性充满着后现代性。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消除在人类自我可能性的扩展过程中的障碍。利奥塔就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②这种思想方式是为某种“解放的观念”所支配的。在利奥塔看来，“解放的观念”实质上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于一个终极目的，达到一种普遍的自由王国。
一、 现代性的源起：理性化
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但是有一点似乎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现代性这一概念是与现代化直接相关的。作为使现代作为现代得以可能的本性，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将直接取决于我们对现代化的定位。同样，现代性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与现代化的当代发展直接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这种现代化的标志。而作为一种侵袭其他社会的变化过程，也有人称之为“西方化”。长期以来，不管是现代化还是西方化，一直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相关联的，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科技、价值、伦理观念不断拓展即“西方化”的过程。
然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态度还有些含糊不清。有时，我们把它称为“发展”，这似乎是说在其他民族内部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得到发展，经过这一过程之后这些东西将会得到充分发展并从其特定传统之中演变出的一个现代版本。有时，我们把它称为“西方化”，这似乎是说，一套异质性的价值观正被强加于一个传统社会。有时，我们又把它称为“现代化”，这似乎又是说，一个传统社会变成了一个祛传统化的社会，原来那种主要依据传统同一性来界定自己的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能进行判断、接受或拒绝的现代人。但是，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倾向，可以说，正是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了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因为在它看来“一个社会除了它可能具有的其他优点之外，它的‘现代性’也有价值，现代的就是‘先进的’，而先进的就意味着富庶以及从家庭权威、宗教权威和尊卑长幼中的解放。它意味着理性和‘理性化’。……一旦达到了这种理性化，传统中除世俗主义、科学主义和享乐主义之外的任何内涵都将被超越。”③
因此，现代性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理性的追求。自18世纪以来，西方在理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高扬自由主义的旗帜，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产生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从而解放整个人类。因此，启蒙精神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这种理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理性化”，它试图把世界中的一切都“化”入其中，使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接受理性的安排和控制，从而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理性化的整体。对于这一过程，绝大部分现代人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正确合理的。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扫除了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愚昧、无知以及非理性因素，同时也消除了疾病和死亡，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繁荣和富足的生活，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所以，利奥塔说，现代性是以这样一种冲动为其特征的：对世界进行把握和系统化，并通过在一个认知的和可控的系统中对生存条件的征服使人的可能性获得解放。
但是，现代性又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一方面，理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它的“化”之追求，使现代性完成了它的西方化过程；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④因此，就其全球化倾向而言，现代性又不可能仅仅是西方化的工程，因为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性意识”。这就意味着世界文化作为一个多样性的整体，他们之间必然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而不仅仅只有“西方化”这个单一的向度（虽然目前只有这一向度得到了最充分地发展）。可见，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使西方的统治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优越地位”。
二、 现代性图景的中心：同一性
“理性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凯旋，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全球规模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理性取代传统社会成为新的权威。从而，理性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以至于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都受到了成本和收益这样的计算方式的控制。这意味着世俗的实用理性已经剥夺了我们自身的判断力，因为根据这种理性原则，我们甚至在事情尚未萌芽之前就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人类自我有一种同一性的功能。再现代性条件下，这种自我进一步被形式化了，成为一个只是在形式上得到规定的空洞自我。作为一个形式上的规定，它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是对现实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起到了统摄作用，并使其目标得到最大化的实现。这就为理性精神的长驱直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也是现代性最为特殊的一个方面。
因此，有关现代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自我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这个自我概念存在于这样一种感觉之中，那就是，人们觉得一个人只有摆脱了由传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强加的那些实质性的限制，按照理性的原则建构自己的一切，才能成为现代人。由此，我们在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那种实质性限制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限制。这样，理性化与自我的这种同一性互相交织、互相促进，从而大大加速了现代性的进程，同时在追求“人的可能性解放”的旗帜下，自我也被进一步抽象化了，而在一定程度上理性也已经成了自我的代名词。正是由于现代自我的片面发展，使得我们的生活与传统之间产生了一种间距，从而我们不再把因袭传统看成是件很自然的事，我们拒绝把我们在社会阶层、价值、角色以及制度等社会构架中的位置甚至这种构架本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一切都成为我们计划和控制的对象。
可见，自我的同一性实质上就是理性的同一性。它不可避免地会去追求先前社会不曾具备的凌驾于物理世界之上的某种力量：控制或操控。笛卡尔在其《方法谈》中就曾说过，我们将成为“地球的主人和主宰”。即使我们决定让一片土地一直处于蛮荒状态，我们还是通过这种禁止其发展的行为对之施加了意志和控制。而现代社会的广告、教育、经济干预……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像对自然界一样，达到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是对自然控制的另一种翻版。这样，我们就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都认定为计划和控制的可能对象。表面上我们被告之是自由的，可以根据我们的内在愿望和价值观以及周围环境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事实上我们的内在愿望和价值观本身却无时不在被大众传媒、自助手册以及所谓专家建议这些外在力量所操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我们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还具有以往的那种稳定性，而理性化的抽象自我就成了对我们的生活起统一作用的坐标原点。
然而，这种自我却是被抽掉了内容的空洞自我，现代时尚、奇思怪想甚至广告都可以改变这种自我努力的目标，从而我们的发展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自我发展，自我发展过程本身变成了目标。事实上这种发展已经被界定为一个无止境的变化过程，在其中，没有要达到的任何目标。现代人作为一个同一性的核心，一个认知着、选择着的存在者，在可能性的最为广泛的可能范围内进行选择，不论他追求的是什么，他都有潜力使其达到最大化的满足，这就使理性化的力量。对此彼得•贝格尔对现代性的描绘是非常到位的：“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纯粹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⑤
三、 现代性的根基：自洽性预设
现代性自我的同一性取向决定了它在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现代性问题。简言之，现代性问题就是现代自我形式化功能（同一性）的片面发展，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不断地计算、操控之中，从而也造成了经济理性的全面繁荣，最终使得人类的发展呈现出总体化、统一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也引发了我们对这种控制精神的反叛，要“发动一场对总体性的战争”。然而这些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叛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激励了这种控制精神的倾向，使其变得更有成效而已。那么，为什么自我会产生这种同一性取向呢？是不是打破这种同一性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现代性的问题呢？
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最为激烈的是后现代哲学家。他们在反对同一性、反对总体性、反理性、去中心的旗帜下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也给出了许多宜人的未来图景。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对现代性的这种抵制方式本身也是需要加以抵制的。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的描绘要比现代世界本身更为统一化，甚至在构造一个新的空间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的预设了一个同一性的前提。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当我们试图打破一种总体性，把多样性引入到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中去的时候，都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所引入其中的各种可能性领域都应该是对已有基本空间的进一步限制，而这一空间自身则是由某种总体性意义所统一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把多样性引入我们的世界之前，就已经假定我们存在于其中的每个领域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自洽的、自我封闭的小型世界了。所以，这里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成为一种更大的总体性。
“多样化世界”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就在我们力图打破总体性而沿着多样性的指引一路前行的时候，总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我们又会不自觉地复归到标准的现代性图像上去，重蹈总体性的覆辙。因为，只要我们还力图把自我想象为某种与一系列可能性或多样性相遭遇的实体，也就是说，只要自我还是一种自洽性的实体，我们就会踏上属于现代性的道路。那么，多样性究竟怎样才能作为多样性而被我们所体验呢？
可见，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打破这种形式化自我统一性的操控，更重要的是打破人类意识中的自洽性预设。而一切总体性都只是对复杂无序的现实的有意简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洽的和自我封闭的，自我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洽性的实体。黑格尔就曾说过：无物不间接。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多样性、偶然性以及无数的可能性领域，但就是不存在总体性。因此，我们的可能性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一个自洽的整体，它们的总和也不会形成这样一个整体。所以，任何总体性或同一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如现代性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足够统一的总体，也不可能在一个统一化的后现代性中被超越。那种所谓标准现代性图景的描述是不充分的。同时，实质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可能只是我们出于研究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回溯性的建构，而这一建构从没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存在过。正如我们今天并非是纯粹间距性的存在一样，过去的人们可能也不是单纯地囿于传统之中的。
四、 超越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
在现代性看来，自我不仅是同一的，而且还是起统一作用的，是一切事物的汇聚点。它通过态度、信念和决心创造统一性，但这样一种自足的、统一的主观性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是多方面的，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就在于我们一直企图找到使我们得以理解一切事物的深层事件或模型。韦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都追随着这种欲望试图获得深层的解释统一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试图把外部世界纳入一个总体性的逻辑框架之中，结果使得原本用来表达世界的逻辑越来越远离世界本身，现代性对世界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不自觉地囿于一个纯逻辑的范围内自我推演的结果。
如果现代性并没有我们描述的那么统一化，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之中就能发现对立的方法和不同的空间。因此，对于现代性命运的把握要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是“镜像”中的“存在”，现代人的“基本存在论”也就是由反思及其组建的反思性构成的。而超越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或许就在于拒斥间距性自我的这种自洽性预设，回到我们的前概念、前反思或前逻辑的生存视域。这种视域既不是由现代性所描述的那个位于不确定地敞开中的可能性领域，也不是沿着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以不同方式提示的思路位于深层统一的可能性领域。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人类的原初自我，即由人类原初的意向性构造形成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维度上都放弃对自洽性的诉求，放弃任何形式的单纯性和整体性，无论是历史纪元或是形式上被规定的自我，还是基本能指，都是这样。从而使世界、文本和自我能够浑然一体的呈现出来。
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宗教和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新生力量只是被简单地解释成一种对传统社会确定性的渴望，那么“现代性”思想家们就只能反对他们。但是，如果现代性不是一个统一化的深层事件，那么原教旨主义者的行为就不可能是与整个时代作对，因为自觉地向传统道路的回归并不就是回到传统社会，而只是现代人自我创造的一种延伸。这样，与表面看起来相比，也就有了更多进行对话的基础。
所有这些似乎都暗示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自洽的和统一的对某物的意识，也不存在这样一个视角，从它出发我们可以把某一方面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置身于多元的可能性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既不会整齐划一地出现，也不会作为一个总体而降临。我们只能零零碎碎地意识到我们的根基性以及我们对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我们置身其中的可能性和运动，尽可能不带任何根据和保障地处理已成为我们处境一部分的间距和差异。我们是些指向已在途中之未来的筹划者。我们有选择，也有标准，但没有最终标准。
五、 结语：正视现代性问题
奥托•纽拉特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比喻，这个比喻出现在奎因的《词与物》的引语中：我们正航行在公海上，我们必须对船进行改造，但又不能把它完全拆开。这个比喻对我们的处境做出了一些提示：在缺乏间距性自我和自洽性预设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总体性和控制精神的瓦解，传统的意义已经消逝，甚至“自然的秩序”也已经开始流变......在这种条件下，现代性自我创造会不会真如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沉浸于信息、距离、速度、概念变化以及所有旧的认知符号的置换和去物化（dematerialization）等的非质料之中：自然秩序、生产循环、性、金钱……。只要用眼睛巡视以下[就会发现]，我们是没有特质的个人，是不再寻求控制的个人，我们唯一的职责便是发明游戏的规则”。⑥这种说法也的确反映了现代性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要求回归到传统社会中去，这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尽管，在现代性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阴暗的角落，它对经济理性的片面追求也必然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单向度发展，使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发展也出现滞后现象。而且，时至今日，现代性的阴暗面仍在威胁着我们：韦伯的幽灵，即那个使人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正在管理着一个仅由于对行为与效率的考虑所调节的社会；资本的统治；所有的人类关系与文化都转变成了商品；以及表面多样性中的一个强制一致性的世界。我们仍然必须抵制捕获现实性并创造强制统一性的企图。所以利奥塔说：“让我们发动一场对总体性的战争；让我们见证不可呈现之物；让我们激活差异拯救名称的荣誉”。⑦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健康和繁荣没有使我们幸福快乐这一事实不应该让我们对这些货真价实的现代性成就视而不见，也不应该降低我们保证每一个人有机会享有这些成果的热情。毕竟，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尚没有机会去发现他们富有、健康了以后会多么不幸福。
哲学家们似乎都喜欢玩这样一种游戏：“我在最后面！我的回溯走到了你的回溯的后面”。同时，他们也都难逃这一游戏的圈套，因为构造使这一游戏得以可能的空间并不是为了给出一个赢家。同样，本文对现代性的回溯旨在于找到它发生的深层机制，进而寻找超越它的可能性，这似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总体性控制，而这正是文中批判的重点。而且，在这一回溯的最后也无力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提示了一种可能性的超越空间：“生活世界”。
如果自洽性预设只是人类思维机能的一种本能性取向的话，那么就算我们回到了人类原初的“生活世界”，也不能对今天的现代性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至多只能增添一些认识而已。而如果它只是我们的概念思维的一种机能，那么非概念、非反思的思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直觉？最后，即便我们真得可以扭转人类的这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恢复世界的多样性面貌，按照多种方式处理我们面对的不同领域中的问题，会不会又形成一种新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呢？我们又如何保证这种思维方式的正确性呢？……可见，我们对现代性的回溯还远没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