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这种解读依据的是一种范畴的错误，对它的纠正会使我们重新评价在唯物主义历史里“发现”的主要作用。在杰弗里•德•圣克鲁瓦的著作《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里，这种作用通过有力的证据得到了绝好的再现（在这本书里，罗马被视为希腊城邦的一个更加扩展富裕的国家）。圣克鲁瓦不知疲倦地指出，我们一直按照无产阶级角色塑造的平民或普通人，事实上是自由人，在这种社会制度里他们决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古代的生产方式很可能把城邦作为它的要素或最初真正的政治社会（以此回避民主一词，民主在词源上具有非常不同的意思），但它也是一个奴隶社会，它的财富在结构上绝对依赖于在法律上非自由人的劳动。（工资劳动和商业在结构上微不足道。）“在古代经济和现代世界经济之间，唯一最重要的组织上的区别是古代的有产阶级主要从非自由的劳动中获取它的剩余价值。”（179）圣克鲁瓦对这一问题的异常丰富的记载，使人毫不怀疑在古代社会里奴隶制是主要形式，也不怀疑伴随它的意识形态和种种观念；实际上，古代社会在其兴盛时期的辉煌，如果没有奴隶制机制带来的闲适是不可能想象的。“当时，希腊有产阶级的构成，基本上是那些能够通过支配他人劳动而自由地过着文明生活的人，劳动者承担了为他们提供优越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负担。”（116）“在希腊社会里，在不同的自由人群体之间我们可以划出的唯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普通人群体与我称之为‘有产阶级’的那些人分开，有产阶级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无须花任何时间为其他人的生活工作。”（114）于是，斯巴达克斯的反抗慢慢地开始打破这个社会自由（男人）成员中的平静，而历史变成了奴隶无休止地艰辛劳动的梦魇。
当然，在方法上或理论上，我们可能倾向于恢复对阶级性质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奴隶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构成一个阶级（非常清楚，他们不是一个种姓等级，而圣克鲁瓦所称的农奴的出现进一步把这一问题的社会－科学的讨论复杂化了）。但是，我们的叙事透视的优势在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切入这些问题（其价值在于要求不断增加思考和记载）。在元老院和平民之间斗争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集体人物——由于两边事实上都是奴隶主的那些人的喧闹争吵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个新的人物完全被剥夺了声音和表达，事实上几乎是看不见的——这种最终的历史主体的出现，承载着所有人类生产和价值的重压，当然也构成历史发现和认知的有力的形式。在理论意义上，这无疑是一种行动性的揭示，同时也剥去了掩盖意识形态的外衣，使人惊讶地看到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种精神，我们确实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的一次熟悉的争论：
与从天上降到地下的德国哲学直接相对，这是一个从地下升到天上的问题。就是说，为了真正了解人，不能脱离人们说的、想象的、构思的东西，也不能脱离被叙述的、被思考的、被想象的、被表达的人；而是从实际的、活生生的人开始，以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为基础，展现这种生活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反映和反响。（42）
众所周知，对于社会生活范畴和学科这些“半自治”的领域如何与社会总体分开并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了批判：“于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相对应的各种形式的意识，不再保持独立的外貌。它们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而发展其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的人，则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真实世界，同时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产品。”（42）诚然，这有点像是一种编史工作的宣言，或者说首先是一种关于思想观念的新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计划。但是，如果把这个文本读作我们可能归之于它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实例，那将是错误的：例如作为人文主义，作为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的一种辩护，作为“对总体性的渴望”，或者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后来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那种具体修辞的实例，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立场可能对它都有吸引力；但我们这里可以把它读作是对发现过程的描述，在这种发现过程中，对这种或那种历史叙事的一切局部的或替代性的再现，都会出现人类历史最终的集体现实，而这种集体现实无疑只能通过揭示发现过程来说明，本身不可能直接揭示出来。
从这种情节范畴，我们可以直接转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即悲伤和痛苦的景象：因为这种景象与在历史上所有生产方式中长期存在的劳动和不可改变的集体性是一致的。这是真正的历史的梦魇，也是那种在我们存在的根本上的阶级罪恶的最终根源。它表明，当代对于暴力和折磨、对于种族灭绝和权力不公的偏见，乃是源于这种透视的景象，不论它们激起多么强烈的恐怖，这种景象也只能使我们转移对强迫劳动和剥削等更基本的恐怖的注意，而强迫劳动和剥削，甚至在和平幸福的时期，也总是人类历史的基础。正如我们说过的，其他叙事形式也是可能的：例如，如果能以天意或拯救的方式回到历史叙事的概念，可能会令人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的历史必然以悲哀终结，不是因为死亡和人生有限，而是因为它与阶级和剥削、与其他人的被迫劳动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