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的第56/57卷至63卷（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其出版时间为1985年至1995年。
海德格尔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uebingen: Max Niemeyer, 1986, s.12. 译文参考了英译本与中译本。中译本《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以下对于此书的征引只在括弧中给出页码。关于“当时各自的状态”（Jeweiligkeit）与缘在的“实际性”（Faktizitaet）的内在关系，可参见《海德格尔全集》63卷《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
此“总是我的”（Jemeinigkeit）与《全集》63卷中讲的“[缘在的]当时各自状态“（Jeweiligkeit）有关系。
克兹尔（Theodore Kisiel）：《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第52页。
海德格尔：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8, s.1-44. 中文版《路标》，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1997。
《路标》，中文版，10/7页。页码前中文版后德文版。
同上书，6/2页。引者对某些词的翻译做的改动。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3/10页。
同上书，18/15页。
同上书，12/9页。
同上页。
同上书，31、33页。中文版译为“关心”。
同上书，13-14/10-11页。加强符出自引者。某些词的译法有变。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139页。
《路标》，20/18页。
同上书，21/19页，26/24页。
同上书，22/21页。
同上书，24/22页。
同上书，33/32-33页。此段中除了“实行历史性的”和“关心”之外，其他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同上书，34/33页。
同上书，30-31/29-30页。
海德格尔：《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问题》(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und das Weltanschauungsproblem)，见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56/57卷,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7年,第101页。此处海德格尔引用的是那托普《普通心理学》第一卷190页上的话。
同上书，101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全集》60卷（《宗教生活的现象学》），Frankurt：Klostermann，1995年，第10页。
同上书，第51-54页。
同上书，第10页。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中讲的“视域”或“境域”也有这种本身模糊或非主题化，而“随时准备让……出现”的特点。
同上书，第13页。注意，海德格尔这里讲到的三种“世界”正对应他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缘在”（Dasein）的三个阶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13页。
同上书，第14页。
一些读者曾向本文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要用‘形式的’这样一个有明显的传统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色彩的词？”我现在能想到的主要理由有三个：（1）如下文将介绍的，海德格尔提出的“形式指引”，是在胡塞尔区分“普遍化”与“形式化”的基础上，对“形式化”做进一步的非对象域化处理的结果。（2）海德格尔在形成这个思路过程中受到了（有现象学素质的）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的“投入经验”与“反思范畴”学说的影响。“反思范畴”的思想既受到胡塞尔“范畴直观”的影响，又可能受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中所讲的“反思的判断”的影响。而这种与“规定的判断”不同的“反思的判断”，是与“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内在相关的。（3）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的一些说法看来，他很关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对于知性范畴所做的“演绎”，认为其中讲的“先验的想象力”和由此种想象力产生出的“时间纯象”与他自己讲的缘在的牵挂式的“时间”很有可参比之处。而先验的想象力带来的“纯象”或统一性就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纯形式”。请看第一版的“演绎”中的一句话：“由于统觉的原本统一或协调是一切认知可能性的基础，因此，想象力的先验综合的统一或协调就是一切可能的认知的纯形式（reine Form），所有可能被经验的对象都必须通过它而得到先天的表象。”（A118；译自德文版，Felix Meiner, 1956年，第173-174页）这种纯象（reine Bild）意义上的“纯形式”，就很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中讲的“理式”（如柏拉图的“Form”或“eidos”），也不同于那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形式”。如果让它浸入人的实际生存经验之中，就近乎海德格尔所讲的“形式的”意思了。它没有自己的对象化内容，但必须以最具体、最当场（当时各自）的方式被实现出来。
除了这三种可能的思想来源之外，海德格尔还可能从他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如视“存在的多样性的统一性”为一种“类比的[形式]统一性”而不是“种的普遍性”的看法；参见《存在与时间》第1节第1点）、特别是司各特的“这一个”（haecceitus）的范畴意义的学说中受到过启发（参考海德格尔于1915年完成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
E. 拉斯克（Lask）：《著作集》(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 Tuebingen: Mohr, 1923年，第191、137、160、162页。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节。
同上书，第58页。
同上书，第58－59页。
同上书，第63－64页。译文中的强调符都出自引者。
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引论》，第90页。并参比于以上第二节中总结部分的第（6）点。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99-105页。
中文译文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31-763页，尤其是750页上对“哲学”的概括性说明。
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它是海德格尔1929年至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
按照J. Stambaugh于1996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新英文译本末尾的“索引”的统计，“形式指引”这个词在此书中出现了八次左右，“先行的指引”有三次，而“形式的”出现了不下45处。见Being and Time, tr. Joan Stambaug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第44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页。
同上书，第105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235-237页。
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34年校长任职》（Die Selbstbehauptung derDeutschen Universitaet; Das Rektorat 1933/34），Frankfurt: Klostermann, 1990年，第13页。
同上书，第13页。
海德格尔：《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 und Differenz），Pfullingen: Neske, 1957年, 第24-25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Vortraege und Aufsaetze），Pfullingen: Neske, 1978，第177页。
参见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讲稿《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全集》63卷，Frankfurt: Klostermann, 1995年第二版。比如，该书第6节题目为“实际性：作为在其那时各自状态中的缘在”（Faktizität als das Dasein in seiner Jeweiligkeit），其中讲道：“这个作为实际性的自己的缘在（Dasein），正在并只在它的那时各自的缘（jewiligen‘Da’）中才存在
引自H. 奥特（Ott）：《马丁海德格尔：政治生活》（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A. Blunden英译，London: Haper Collins, 1993年，第338页。
它的起点，确实可以追溯到胡塞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其基本精神是：意向行为的方式构成着被意向的对象。比如，按照海德格尔，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具有动态构成的特点，也就是各式各样的“使自身指向某物”的体验方式构成着被体验的“某物”。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的要旨在于，被知觉者就意味着其被知觉的样式与方式。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指引”学说是意向性学说的前反思化、生存论化和存在论-解释学化。
所以，《海德格尔全集》都不做索引、编者注等，逼读者深入原文。这种安排虽然受到不少批评，但却是符合海德格尔的治学风格的。
引自T.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