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激情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