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并非要反对人道主义，还是一个老问题，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政治上的人道主义。

　　“非震区灾民”、“爱的奉献”及“志愿者”

　　看到论坛上有一篇关于“非震区灾民”的帖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于作者是不是这个身份，网友有所质疑），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非常自责地说“我是不是值得鄙视”，没有去捐款的原因似乎有这样几个：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也不愿意“露风头”，因此，“心里却一直有点疙瘩，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一直在受良心的谴责”，二是为了平复自己的良心，同时又不想在同事中显得“另类”，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考虑距离的原因，作者也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暂且不说事实）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灾民一天的生活费比我两天的还多”。考虑到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或许，把这些难言之隐写出来，可以缓解自我内心的自责，或者说求得原谅本身是自我赦免的一种方式。

　　读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震惊，或者说作者（考虑网上“谁也不知道对方是条狗”的潜规则，暂且不追问发帖人是不是与帖子中的叙述者统一，其实，统一或者不统一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此强烈的自责和自省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叙述很想宗教忏悔，说出自己罪过的过程也就是自然获得了赦免）？帖子的第一句话是“第一次在电视到看到灾情，我吃了一惊，继而看到救灾，感到安慰与感动，每每在电视前泪流满面”，电视以及电视中的灾情和救灾使作者感受了一种捐款的压迫感和情感的强制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电视/传媒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巨大而成功的动员或询唤效果，或者说，“不捐款就会造成良心自责”，而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份自责来自工厂的工人，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为什么会如此呢？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工人阶级是如何从受社会主义体制保障的准城市中产阶层在十几年的变迁中如何失去了历史的主体位置而跌落到社会底层的，尽管还有比工人更低的看不见的底层），如果真是如此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群体才对啊，可是他（姑且把帖子的叙述者认作是一个男性吧，工人与男性的想象更符合社会常识，一般来说，在“工农兵”的群像中，工人和士兵是男性，农民则是女性身份）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去帮助别人而深深愧疚呢？这恰恰就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需要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奉献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客体的位置，而不是主体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当他写出这些“忏悔”的时候，网友补充说“天涯上的回帖，大家几乎都好心地说，少捐点没有关系，心意到了就好了”，这样的回帖应该可以使他获得安慰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低阶层的人们也要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霸权效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远得不说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就连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很难再指认出它的意识形态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恰恰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如果说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如果说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大家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叙述者，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农村不再这个“大众”里面，理由也很直接，农村还没有充分市场化——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无间地把自己恰当地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位置的错位是否说明了另外一个老说法，从自为的阶层变成自在的阶级需要“先锋党/知识分子”来灌输或植入呢？）。也就是说，在社会阶级分化已经完成的今天（都已经建构完成了，我在这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使得这种爱的奉献的话语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级所分享的霸权逻辑。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爱的奉献》这首歌曲的诞生之处，是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是为聂卫平姐姐家的保姆演唱的，因为保姆不幸身患绝症，因此号召现场观众和社会各界给她捐钱，很有趣的是，这里的被救助者是保姆，捐款者是保姆的“主人”（没有讽刺的当事人的意味），捐助与被捐助者的权力以及阶级位置已经很清楚了（相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起码宣传的是兄弟情谊，而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和谐相处”）。联系到最近几年的感恩教育，显然爱的奉献也不是无私的奉献，捐献者捐助的是“恩情”，因此被捐助者应该懂得“感恩”。这种感恩的画面相信大家在媒体中所报道的一次次被救出孩子、妇女口中说出（孩子、女性依然是更感人的弱势者的代表，在“宣传策略”中也更有效），尤其是在《爱的奉献》晚会现场，灾区的孩子要求刚刚联络上的已经脱险的父亲，一定要去做志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确实是很感人的（我看的时候，也哭了，相信人性的伟大，相信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这里，似乎可以追究一下“志愿者”怎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身份认同，按照“百度词典”上的解释“‘志愿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也被译做‘义工’。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志愿者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并以1993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性事件”，这些说法显然更强调志愿者服务的西方源头以及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标志，而与我们的成长记忆更相关的是，“志愿”所引起的联想是抗美援朝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入党、入团志愿书中所填写的“我志愿加入……”，而在网上查到的关于志愿者服务精神的实践者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与其说这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愿者服务中的延续，不如说借助志愿者服务这样一个词汇把雷锋精神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道德典范和国际主义精神转化为一种人道主义叙述，或者说“我志愿”中志愿是一个动作，加上“者”这个助词就变成了名词了，也就是说“我志愿”的对象就消失了，我志愿做什么不重要了，或者说，“志愿者”是“志愿”的名词化，同时也是志愿的对象，即“我志愿成为志愿者”，“志愿”本身就是“志愿”，多么好的同义反复啊。

　　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

　　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不幸地是，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依然牵挂着电视机前、电脑前的观众、网民或者说“公众”的脆弱而又充满良知的“心”，电视媒体虽然已经由24小时滚动播出（其实只有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他台都是转播）回复正常，但是堰塞湖危机、直升机遇险依然拖着媒体很难为两个月后的又一大事件08奥运进行必要的“预热”，福娃的喜庆已经被雪灾以来的灾害彻底冲淡，媒体如何调整策略，让人拭目以待。陆陆续续地从各种非即时性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中看到对地震的“深入”评价，其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似乎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诸多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为什么就没有媒体去关心关心老人呢？天真、无知的儿童或许是最适合充当抚慰中产阶级良知的素材吧，正如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伊朗电影——《小鞋子》、《天堂的孩子》及其中国副本《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又恰逢六一儿童节）。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我想从六一节前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这期的标题很有趣，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问题的关键在于观众显然不会把自己放在“他们”里面，而是只认同于“我们”）说起。

　　这期节目的前半段，是围绕着体育评论员李承鹏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他还提供了某个没有倒塌的灾区中学与某国有公司监工的格外用心的质量监督有关，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大学的女学生似乎要强调灾区的地质险要的原因而受到李承鹏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的责问，也就是说，大多数现场的观众及嘉宾更认同于学校的倒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尽管这种有点与官方媒体不太协调的论调被主持人试图扭转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要对过去地震进行问责的问题，但是，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举出了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兴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来指责包括学校在内的新建的楼房存在着质量问题（李承鹏也举出70末的仿苏的楼没有倒，90年代新修的楼却倒塌的“亲眼所见”来驳斥地质险要并不能决定楼房的倒塌与否），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之上。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李承鹏最初的发言，都是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存在着对比，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为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简单地说，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再简单地说，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具体地说，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毕竟还没有看到任何权威或官方的调查报告出来）。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有趣的是，作为官僚的英文词bureaucracy，也可以被翻译成科层制，也就是说官僚既可以被作为一种人治，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人化的科层式的管理方式，官僚/科层制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作为异化的两种方式，恰如中国自宋代以来发达的官僚体制一方面被认为罪恶的专制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又被看成是近代西方所向往的现代官僚制度的榜样——区别于西方的贵族制），只是这里的潜台词是，官僚体制=政府=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对苏联式的现代官僚制度的反对，恰恰也是发动文革的诸多动因或目的之一，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在政治层面恰恰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重新认可和倚重），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的论述“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朱学勤的“天谴论”背后对人祸的问责基本上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轮轮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恰如李承鹏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仿苏建筑是一个礼堂，寄托着李承鹏的朋友老段所有关于集体看电影、看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从这里，可以看出50-70年代的氛围在80年代的延续），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新左派的出现应该也在这种不满里面，在大众层面，这种不满或许可以从毛泽东热、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红色怀旧等流行现象看出）。

　　可以说，这样两种常见的批判，延续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但是，在这次抗震救灾的反思中，与这种吻合不同的是，前者在“问责”中挖掘政府责任的同时也有着对政府的称赞（如《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者也欣喜地从救灾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诸多遗产和优越性在现实中的延续。

　　具体来说，《南方周末》所说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是怎么样的“新中国”呢（有趣地是，不是改革“阵痛”出一个巨婴，而是“震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广州的地方政府的问责策略，反而为这次中央政府的表现“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命为最高价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仅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可见，《南方周末》鼓而呼的不是政府的转变，而是政府承认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奇怪的是，在西方尤其哈贝马斯论述中的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恰恰不是辅助，而是批判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也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率），在对政府作出表扬之后，《南方周末》依然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这也许就是健全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责任（公民社会本身的理想模型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公民社会之公民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个体是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双重个人，对于市场之外的人，显然也就在公民社会之外，在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往往就是中产阶级，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往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诸如城市中的非法劳工、农民都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或者说他们在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里面）。另外一个体现公民社会中公民身份的事件，是网友对于王石的指责（作为具有消费能力的网友，应该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在这次赈灾捐款中，网友似乎对那些捐款少的企业或企业家非常苛刻（可以联想ZD事件中，网友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类似于朱大可所说的“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不如说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这种道德威力还是很有效果的，毕竟消费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也是谈网友对王石捐款的质疑，郎教授的观点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资本家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没有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同志学习，他们把挣到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是西方的企业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最初来自教会精神，即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近代以来则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使企业家对社会保有信托责任），说得简单点，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光看钱，也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化的还不够，或者说企业家的市场伦理精神还差得远呢？这是从右的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对国有企业收购的批评，认为那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企业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蛮，一点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连人家美国人也不敢这么干，否则市场就不会长治久安）。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如何回应呢？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